近一段時間以來,人民幣匯率已成為國際經濟關系中的一個熱門話題,其中不乏美國國內政治炒作的成分,但施壓人民幣升值對中美經濟乃至國際關系的“殺傷力”卻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把人民幣匯率作為相對純粹的貨幣或國際關系問題予以討論,或許將有助于我們能更客觀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

　　第一,人民幣匯率反映了人民幣與其對應的另外一種貨幣（如美元）之間的比價關系（或言兩種貨幣的相對價格）。這表明,人民幣匯率不僅取決于自身的內在價值,而且還取決于對應外幣（如美元）的相對價值,以及兩種貨幣（如人民幣與美元）之間內在價值的動態比較。例如,當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長率與效率出現相對變化時,從理論上講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也應同向變動。

　　但是,在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時,我們不能或不可能忽視外幣價格（如美元的市價）也在發生變動。從“純技術”的角度分析,美元加速升值或者貶值,也能對“推動”人民幣匯率升值或貶值產生重大影響。例如,2008年一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大幅上升4.06%,實際上是由美元指數的“相對”持續下跌造成的。

　　當然,美元走勢只是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但人民幣匯率又不完全等同于美元匯率。因為,自人民幣匯改以來,盡管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由1:8.3上升到1:6.82左右,但人民幣對歐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卻是“有升有降”。顯然,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完全代表人民幣匯率,這是很不恰當的。

　　第二,我們要認識到匯率的形成是國與國之間博弈的結果之一。也就是說,匯率的形成帶有雙方博弈的成分,但之所以要博弈是為了促進雙方（或多方）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或言平衡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人民幣匯率的爭議中,各種觀點與爭論針鋒相對,但博弈雙方卻沒有被這些過度的言論所“左右”。例如,美國財長蓋特納發出美國不會強迫中國改變其匯率政策的官方信號,而商務部副部長鐘山在《華爾街日報》上也撰文指出,中美經貿合作為美國產生了巨大而實在的利益,中國也從中獲益良多。由此,顯示出中美雙方在當前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態度比較積極。

　　還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中美雙方經過共同努力簽署了《中美貨物貿易統計差異研究報告》,第一次對歷來爭議極大的貿易統計差異進行正面的分析、研究和討論,搞清楚了大約“52%”的問題,這也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基礎。顯然,這是博弈雙方都愿意看到的一個結果。

　　由此觀察,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美雙方同樣需要博弈,需要共同面對,這樣才可能合理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

　　第三,要充分認識到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完善是一個動態過程。眾所周知,目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受制于多方面的歷史因素,包括中國經歷很長時期的固定匯率,人民幣匯率出現偏離是很自然的。因此,中國需要通過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實現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化、市場化目標,當然這需要很長的時間。

　　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累計升值21%左右,但如果充分考慮到中國經濟與歐美主要經濟體（也是發行主要國際貨幣的國家）之間增長率差異仍將長期存在,所以人民幣幣值的內在價值需要提升。

　　不過,由于實際匯率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而維持長期偏離均衡匯率是代價很大的。因此,從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角度看,如何通過市場機制反映人民幣匯率的真實性,可以先考慮這兩點:一是適當加快人民幣匯率波動彈性,使得人民幣（名義）匯率可以在市場的力量下更加接近實際匯率;二是盡快改變以盯住美元為主的“貨幣籃子”的局面,使得人民幣匯率能夠更加綜合地反映中國與主要貿易體的關系,以及人民幣與主要國家貨幣的有機聯系。

　　確實,目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尚未消除,全球貿易失衡有所加劇,導致貿易赤字和失業率上升等經濟問題相當突出,這些壓力又引致政治因素過多介入匯率討論,促使博弈雙方彼此之間的對話與探討變得更加重要。

　　如果中美兩國乃至全世界都能客觀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而不是代之以蠻橫無理的施壓,那么人民幣匯率問題就不應該成為當前全球關注的最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