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商界普遍擔憂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意味著世界秩序將開始一段不確定時期。至少，特朗普“美國優先”的競選論調在他就職后馬上就變成了政策選項。“買美國貨，雇美國人”這句話現在終于讓各國清醒過來了。特朗普就職演說似乎預示著他可能真的說到做到并會立即采取行動，從而極有可能明確標志著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的新時代就要開始。眼下人們對于特朗普的意圖和心態抱有什么樣的疑問？美國第45任總統真的打算毀掉由美國領導創建的全球秩序嗎？特朗普執政期間中美經貿關系將會經歷多大烈度的震蕩？即將發生的事態復雜程度將會有多高？中美這兩個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發生對抗和沖突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就上述問題，《華夏時報（公眾號：chinatimes）》記者新近特別專訪了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研究員。他表示，我們現在都盯著特朗普想做什么，但更重要的問題是他能做什么。他的基本判斷是，世界不會因特朗普而發生根本性變化，特朗普任內能夠兌現其選舉過程中所作承諾的一半就算很不錯了。
　　
　　張宇燕在本次專訪中特別提到，特朗普現在強調的是“非自由主義的公平貿易”，其特征是一切以美國的利益為準，盡量少讓美國承擔國際義務。張宇燕說，未來4年中美之間在貿易投資領域一定會出現分歧、爭端，而且會比前兩任美國總統執政時期的矛盾更為棘手，但出現全面貿易戰的概率很低。肯定會出現的貿易爭端，應只是涉及個別領域或個別產品，而不會對中美經貿關系大局產生顛覆性影響。“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打不起來”。
　　
　　順應時勢與時勢造英雄成就了特朗普
　　
　　國際國內智庫都在大談特談特朗普政府執政后可能給世界和中美關系帶來巨大的不確定因素。你是怎么看待特朗普現象的？他成功當選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張宇燕：特朗普成功當選美國總統說明了許多問題。他非常敏銳地識別出了美國內部大約一半人口特別關注但卻一直未被重點觸及的問題，并以自身特有的直白方式，完全拋開政治正確性的禁忌，把它們挑開了說，從而贏得了這些人的支持。這些問題是什么呢？
　　
　　第一個就是所謂伴隨全球化而來的不平等問題。美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是老問題，但實際上卻沒有得到認真對待，因為這會觸及既得利益。特朗普的智慧之處是把不平等和全球化聯系起來。這樣一來，“敵人”就分散了：有國內的貪得無厭者不假，但更重要的是外國壞人，也主要是因為外部競爭者在占美國人便宜的過程中損害了美國人的利益。外國人之所以成功地從美國人身上撈好處，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前任美國政府甚至絕大多數權勢集團成員或“建制派”要么是愚蠢，要么是別有用心，為了自身狹隘利益而不惜犧牲美國利益。當然也可能不完全是因為自己無能，而是因為“敵人太狡猾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就特別需要強有力的和高智商的領導人。
　　
　　第二個是種族的問題。在美國，種族主義一直是一股政治潛流。這股潛流又長期被美國的政治正確性壓抑在地殼之下，沒人敢碰。特朗普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此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毫不猶豫地在地殼上鉆了幾個眼，把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羞羞答答并用學術加以遮掩的擔心與憂慮直白地表達出來，于是一下把政治正確性的地殼給打碎了，使得積壓多年的種族主義巖漿噴薄而出。上世紀70年代，美國還只有十幾萬穆斯林，現在增長到1千萬左右，西班牙裔人口更是增長到3千多萬。美國本土種族結構的變化，令部分歐洲裔美國人尤其是社會精英人士深感焦慮卻又不便公開表達意見。毫無忌憚的特朗普直面這一問題，同時對移民、外來勞工、犯罪及恐怖主義等等提出了明確且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因而吸引了很多民眾和精英支持，他們當中的部分人甚至成為鐵桿。
　　
　　第三個問題是華盛頓-華爾街問題。美國國內民眾對華盛頓的政治當權派的不滿由來已久。為什么不滿？因為在至少部分美國民眾眼中，華盛頓各聯邦政府部門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身居其中者都在利用國家機器來謀取自身利益，并且越來越服務于以華爾街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曾經任里根政府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的亨德森后來出了一本書，中文譯為《歡樂的經濟學》。在此書中這位貼身觀察了政府整整20年的經濟學家以絕對肯定的口吻陳述他所認為的真相：政府官員根本不關心我們；他們有巨大的權力，能夠運用這些權力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不可思議的破壞，但只要這些破壞不會讓他們失去工作或進監獄，他們就不會放在心上。他的第二大發現是，政府所說的“公眾”，就是企圖對政府進行游說的各色玩家。
　　
　　如果說里根當年勝在攻擊民主黨所推崇的大政府及官僚主義，那么特朗普今天則把矛頭直接指向作為一個整體的體制內精英，戳穿了他們編織的美好故事，講出了美國在許多方面業已失敗的現實。
　　
　　在此我想特別指出一點的是，特朗普不是草根，而是體制外精英，他的成功當選從某種意義上講屬于體制外造反派奪權成功。說大多數草根支持他，我認為這個判斷是有問題的。投票支持他的人主要不是社會底層而是中上層選民。從種族上看，美國白人男性的63%支持特朗普；盡管他說了不少帶有歧視性的話，仍然有53%的白人女性選民支持他。
　　
　　特朗普在施政過程中將面臨國內四大掣肘
　　
　　由此來看真是時勢造就了特朗普、同時特朗普也在某種程度上順應了時勢。這是否意味著特朗普能夠利用美國總統職權來兌現他在競選中許下的一系列諾言呢？
　　
　　張宇燕：大家都很擔心特朗普上臺以后美國政策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世界也會隨之而改變。這種擔心完全可以理解，對此保持高度警惕也完全應該。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防止因為受到這種思維慣性的左右而產生誤判。在這個問題上，我同意前英格蘭銀行行長前兩天提出的一個觀點，即我們所處的世界未來幾年仍將行進在既有的軌道，不會有什么大的變化。
　　
　　我們大家都注意到，在選舉過程中，特朗普說了很多話，要干這個，要做那個。然而我們在分析特朗普時，還不能只看他說了什么、想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評估他能做什么以及可能做成什么。美國政治學者中有人做過研究，美國總統候選人在選舉過程中做出的承諾，在成為總統后其承諾兌現率通常只有70%。我的基本判斷是，他任內能夠兌現選舉過程中所作承諾的一半就算很不錯了。我做出這樣的判斷，主要基于特朗普在未來4年，如果他可以完成首個任期的話，將面臨四大制約或掣肘。
　　
　　首先是制度制約。特朗普是以一個體制外精英身份入主白宮的。鑒于他長期游離于體制而主要在商界打拼，因而體制內的經驗明顯欠缺，不太了解體制內有多少或什么樣的約束條件。勝選后他有兩個多月的準備時間了解熟悉。我相信他會發現，在他“想做”和“能做”之間，隔著形形色色的制度性藩籬、沼澤甚至雷區。執政以后，他還會遇見更多的約束條件。美國總統的權力是被美國憲法及其他一系列法律規章嚴格限定了的。白宮的主人變了，但憲法架構并沒有變，尤其是國會和最高法院對總統權力的制約力依舊。
　　
　　其次是官僚體系制約。特朗普推行的各項政策能否落實，取決于整個官僚系統的效率和官僚層是否配合。事情并非是他說怎樣最后就能怎樣。美國社會學家米格代爾在其《強社會與弱國家》一書中談到他的研究發現給他帶來的思想沖擊：那些在華盛頓計劃好的事情竟然沒有一件在貧困或遙遠的城市發生。為什么會這樣？按照米格代爾的解釋，那主要是因為國家深深地嵌入了社會環境。不同的政府官員都是在特定社會環境中生活和工作，他們面對不同誘惑和壓力，他們支配不同的人同時也受不同人的支配。正是官員所處的環境塑造了將要發生的事。社會環境是在發生變化，然而已經習慣了以往工作環境并且在認知上與新政府理念迥異的官員們，又憑什么要特別遵從特朗普政府的指令呢？如果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威脅到各級官員的既得利益，華盛頓的政策將受到的抵制或扭曲是不難想象的。
　　
　　第三類制約來自于各類既得利益集團。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法律、法規和政策都帶有“非中性”色彩，也就是說同樣的制度或政策，對不同的人而言利益含義是不同的。廢止原有制度和政策或改弦更張，意味著利益的再分配。動人家的奶酪，盡管會得到受益者的歡呼，但仍會遭遇受損者的頑強抵抗。利益碰撞的主戰場之一將會是國會。反對特朗普的議員不光來自民主黨，還來自共和黨內部，有人甚至公開說特朗普根本就不屬于共和黨。正如我在《美國行為的根源》一書中所說，美國的政策或法律法規的出臺及改變，無非是利益攸關的利益集團之間激烈討價還價后所達到的均衡。我不認為這一結論在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后將會有所改變。
　　
　　最后是民眾制約。特朗普的得票畢竟比希拉里少了290萬票，顯示出其執政合法性不足。支持者是少數，這本身就是一種約束。他就職典禮后接連發生多起大規模游行，其目的就是要告訴特朗普不能為所欲為，讓他看到行為的邊界，讓他感受到阻力。目睹如此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眼見難以彌合的國家裂痕，特朗普即使有舍得一身剮的勇氣，我想他也會在采取行動前三思。
　　
　　這里我想補充說明一點。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美國總統有發起、修訂、終止對外條約和協定的權力。他也有權發起或推動一項法律的制訂但最終要經國會投票批準，并有權否決國會通過的立法議案。比較而言，總統的涉外權力要大于涉內權力，否定性或“破”的權力易于肯定性或“立”的權力。這便是特朗普一上臺首先做的事都與外部世界有關、且多是否定性舉措有關的重要原因。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吃柿子撿軟的”和“不破不立”。順便說一句，上臺伊始就廢止前任談就的貿易協定或條約，可以說是美國總統的一個行為慣例，小布什和奧巴馬都干過。因此對特朗普要重新談北美自貿協定、退出TPP等，我們不必太過認真。
　　
　　特朗普想要的是美國標準的“公平貿易”
　　
　　特朗普在國際貿易規則上的真實意圖究竟是什么？
　　
　　張宇燕：這里我想先說明一點，那就是特朗普不是要回歸貿易孤立主義，不是完全拒斥國際貿易。他本身就是商人，在外國有很多產業，因而內心十分清楚國際貿易投資是利潤的重要來源之一，能給大家帶來好處。既然如此，那他為什么又顯出如此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國際貿易與投資的好處不是均勻分配，而這種不均在國家間的貿易協定或條約中得以集中表現。這一點可以從他說的下面這句話中清楚地反映出來：“我想要的只是公平貿易，我們要公平地對待其他國家，但是他們并沒有公平地對待我們”。
　　
　　要理解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一定要從這里入手。他不是要閉關鎖國，而是想按照他認可的那種方式來實現他心目中的公平對待。1980年代以來，國際自由貿易之路大體可以分成四個階段：一開始是由西方國家高舉自由貿易大旗，力求以此敲開或擴大封閉國家的市場。在“free trade”階段，發達國家憑借先進技術、現代化管理和對國際規則的掌控能力，有信心有能力獲取“得自貿易收益”的大頭，同時容忍后進國家的一些不規范行為。經過一段時間后，落后國家因加入國際分工，競爭力慢慢上來了，并開始對發達國家的部分傳統產業產生威脅，這時世界便進入公平貿易階段。“fair trade”階段的主要特征是發達國家要求欠發達國家嚴格遵守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其中中國加入WTO是一個標志性事件。
　　
　　隨著受益于參與國際貿易投資的主要新興經濟體整體實力積累壯大，特別是它們開始提出改變不合理規則體系的訴求后，世界進入了“基于規則的貿易”階段，其基本特征是發達國家企圖通過修改或設立新貿易投資規則來保障自身利益并制約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奧巴馬在談到TPP時說的“我們要書寫貿易規則而非由中國來書寫”，便是“rule-based trade”真實意圖的生動寫照。
　　
　　特朗普當政后推行的貿易政策，至少從動機而非效果上看，似乎正開始把世界帶入國際貿易的第四個階段。今天特朗普講的公平貿易，雖然和從前的用詞一樣，但基礎變了，準確說是層次變了。在世紀之交后人們談論公平貿易時，心中除了關注本國利益外，還常常牽掛著全球利益，至少是把全球利益掛在嘴邊。而特朗普所談的公平貿易，則是以“美國第一”、“美國優先”為基礎為前提的，包括提高關稅，宣布他國操縱匯率，強調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甚至讓墨西哥支付建墻費用以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此時，一國承擔的國際義務不在了，通過自由貿易造福于全世界的理想或理論基礎消失了，甚至把促進經濟全球化當幌子的努力也被放棄了。如果要為特朗普的“公平貿易”做個概括，我在幾種表述中，最后選擇“基于國家利益的公平貿易”，英文是national interest based fair trade，亦或是“低階公平貿易”，英文是low-order fair trade．
　　
　　這也恰是今年年初在達沃斯習近平主席講話給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中國領導人現在開始在全球舞臺談論全球治理、世界前途、人類命運以及中國方案。過去這里主要是美歐國家領導人和企業家的舞臺，全球問題及其解決方案遠非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所能談論的議題。中國開始站在人類高度看待世界，美國僅關注自身利益，感覺中美角色發生了互換。
　　
　　中美之間貿易大戰打不起來
　　
　　中美之間有可能爆發貿易戰嗎？
　　
　　張宇燕：在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現看看貿易戰的定義。據法國學者范妮-庫倫在《戰爭與和平經濟理論》一書所述，貿易戰和金融戰共同組成了經濟戰，而經濟戰指的是由國家采取的旨在削弱他國實力、甚至不惜犧牲本國經濟利益的非暴力政策。作為一種典型的“負和”博弈，同時作為一種既考慮經濟又兼顧政治損益的博弈，經濟戰一方面表明了經濟實力或經濟脆弱性會直接影響到國家安全，另一方面也預示了精確評價經濟武器實施的有效性將十分困難。后者也是經濟戰研究長期以來始終面臨的一個難題。具體來說，貿易戰又可細分為“積極的貿易戰”和“消極的貿易戰”，而提高關稅只是貿易戰17種形式的中的一種。
　　
　　在競選期間特朗普說過要對中國產品全面征收40%的關稅。假如他真的兌現了競選諾言，中國自然不會坐以待斃，相反肯定要施以報復，并有可能擴大貿易戰規模，黑名單或禁運等手段都會被使用。這恐怕就是人們擔心中美之間貿易摩擦最后會升級為貿易戰的主要原因。然而事情未來的演化路徑不止這一種。我在前面說過，特朗普的貿易政策目標不是要發動貿易戰，而是要通過威脅或承諾發動貿易戰來獲得更有利于美國、更有利于部分群體或階層利益的貿易投資條件。說他沒有削弱中國實力的愿望顯然是一種錯誤判斷，但削弱中國的代價是犧牲本國經濟利益，而且有可能代價高昂，發動貿易戰恐怕就不是特朗普的本意，至少不全是他的初衷。
　　
　　退一步講，即使目標明確并且意志堅定，實現目標過程本身也不像他在競選時想象的那么簡單。前面我談到過，美國國內掣肘特朗普的力量不少。我們知道，絕大多數貿易投資政策都是非中性的，而特朗普推行的政策尤其如此。政策非中性意味著有人歡喜有人愁。而那些因特朗普政策而受損的群體，勢必透過在國會或通過上街游行等方式極力阻撓。在官僚體系內部，在龐大的美國政府部門，擁有既得利益的、不認可其政策主張的官員群體和專業人士，他們在長年工作中積累起豐富經驗與專門知識，從而在他們和行政長官之間形成了巨大的信息不對稱。憑借信息不對稱，官僚群體便有機會否決或修改政府政策，至少是是讓政策效果打折扣。
　　
　　現實中有無數例子說明，盡管貿易戰的綜合結果難以評估，但經濟上兩敗具傷確實顯而易見。2009年奧巴馬迫于國內壓力和出于某種政治考慮，決定對進口的中國造輪胎征收35%的反傾銷稅。政策實施的效果應該講還不錯，提高關稅后對中國輪胎的進口量迅速下降，從而美國輪胎產業中的1200人保住了工作。后來，據位于華盛頓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專家分析，由于輪胎價格的上漲，美國消費者每年為購買輪胎多付出了11億美元，相當于美國政府為保住一個輪胎業工作崗位花費了90萬美元。就還沒算上中國報復造成的損失。實際情況是，作為報復，中國提高了美國家禽產品的關稅，導致美國對中國的家禽出口一下子減少了90%，共損失了10億美元的出口。2016年3月美國又對中國冷軋鋼征收266%的雙反關稅，其結果與輪胎案例的結果大同小異。據我推斷，特朗普對此應了如指掌。
　　
　　總之，關于中美經貿關系，我的基本判斷是，中美全面貿易戰打不起來。保險一點的說法是中美之間在未來4年內發生大規模貿易戰的概率在5%以下。與此同時，在個別產品或個別產業上，完全可以肯定，美國一定會對中國施以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比如加收從百分之幾十到百分之幾百的關稅，而且也一定會遭到中國的報復。這一局面對中美兩國的決策者也提出了挑戰：一方面，中美之間在貿易投資領域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與爭端，而且未來4年會比前兩任政府時期更加嚴重，另一方面雙方又要共同努力把難以規避的分歧與爭端控制在有限范圍內，使其不至于影響中美經貿關系的基本穩定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