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廣義貨幣供應（M2）余額為97.42萬億元，M2與名義GDP的比值達到188%。M2存量這么大，使得央行一直被“貨幣超發”的概念所困擾。M2畢竟只是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而非最終目標。判斷貨幣是否超發，還要看最終目標，即價格水平是否偏離了實體經濟。如何衡量價格？選擇什么樣的價格來衡量貨幣是否適量？隨著以房地產（行情 專區）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問題逐步顯現，傳統以CPI穩定為單一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面臨挑戰。
　　
　　國內對于貨幣量/GDP高企的文獻解釋大體可以總結為三個方向。一是貨幣深化空間，轉軌經濟的市場化進程既可能低估GDP（特別是服務業增加值核算的低估），也會產生額外貨幣需求（易綱，1995），貨幣深化的影響在改革開放之初尤為明顯。1979-1984年農業部門實行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自由市場迅速增加，對貨幣產生額外需求，包括現金需求和貸款需求。1998年住房改革后，房地產市場的出現產生了大量額外貨幣需求。問題在于，如何準確地估算貨幣化進程，測算應供應多少額外的貨幣以適應經濟中新貨幣化的需求，而又不至于引起通脹，這并非易事。
　　
　　二是金融結構說。在一國交易規模既定的情況下，銀行（行情 專區）體系信用越是占據主導，M2/GDP會相對較高；反之，如果商業信用等銀行體系以外的信用越發達，統計出的M2/GDP比率會相對較低。這個假說多用橫向國際比較來實證，但橫向比較有很多“統計陷阱”。由于國別間同一貨幣量指標構成存在差異（M2的成分構成國別間有時差異較大），以及各經濟體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差異，最能代表一個經濟體信用供給水平的貨幣量在國別間可能差異也較大。比如，美國M2/GDP為什么就比德國低，有研究指出美國的M2統計低估了基于抵押的同業負債和境外美元。
　　
　　三是配置效率說。長期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錯配，致使經濟泡沫生成。此時，貨幣流通速度變慢，特別是在泡沫臨近不可持續和已經進入破裂狀態下，都會出現這種明顯狀況。區別在于前者會伴隨通脹，而后者則可能是通縮。余永定（2007）發現，1998-2002年間中國的M2/GDP顯著升高并伴隨持續的通貨緊縮，這個期間不良貸款在銀行體系大量涌現。2008年次貸危機后，美國M2/GDP也出現了顯著升高并伴隨低物價，都屬于此類。
　　
　　在我看來，改革初期的M2/GDP可能更多從假說一、二中找到解釋的依據，但中國當下高企的M2/GDP可能更適合假說三的解釋框架。
　　
　　貨幣量/GDP在貨幣數量論中的經濟學涵義是貨幣的流通速度（倒數的概念）。某種程度，可以把貨幣流通速度理解成為一個經濟體經濟效率的指標。發達國家為什么貨幣量/GDP指標普遍低于發展中國家，實際上是因為貨幣流通速度快，其背后代表著經濟效率（增長模式）較高。
　　
　　如果一個經濟體存在大量的資源錯配至不具備經濟合理性的項目，大量錯配至低效率的部門，以至于許多企業已無法產生足夠覆蓋利息的資產回報率。然而在地方政府競爭體制中，許多“僵尸型”企業難以滅亡，這些企業占據大量信用資源而得以存活。如此，收入產生必然變慢（宏觀上為“潛在增長水平下沉”），微觀上是收入速度會越來越顯著落后于債務速度，杠桿會快速上升。
　　
　　貨幣層面反映的是貨幣周轉速度不斷變慢，貨幣量雖然快速上升，但經濟中并不常感到資金的很寬裕（政府擠出效應），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新增貨幣的推動。在2007年，每創造1美元的經濟增長需要承擔1美元的債務，然而從那以后，每創造1美元的經濟增長卻要耗費3美元的債務。這是人們在信貸繁榮的末期所通常見到的現象，因為更多的債務被用來支撐那些低效的投資。
　　
　　經濟增長理論給出了工業化的一般規律，國民生產總值中資本的收入份額會隨著資本回報率上升而下降。伍曉鷹（2012）計算的中國數據表明，最近十年的情況是完全違反規律的，即邊際資本回報率（MPK）下降的同時，資本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卻在迅速上升。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是資本收入而不是資本效率在吸引投資。經濟學理論已經證明，只有非市場機制的利益動機，才可以刺激投資者和生產者追求收入最大化，而不是利潤最大化。所以中國過去十年（特別是2009年之后）很大程度呈現“為投資而投資”的趨勢。
　　
　　很多研究者都有同樣的感知：2008年之后，經濟和市場都呈現周期短化的現象，經濟對逆周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操作越來越敏感，稍微“給腳油”，通貨膨脹的壓力便隨之而來。中國經濟目前的“周期短化”的狀態，可以歸結為長期“資源錯配”的累積導致經濟潛在增長加速下沉。
　　
　　如果決策者仍無法突破固有利益格局的羈絆，維穩的“拖”字訣會把有限的資源源源不斷地投向那些已經失去效率的部門，來維系已經做大的泡沫，如此會造成經濟效率的更大損害，加速潛在增長水平的下沉。即便新一屆政府不出臺類似“4萬億”的大規模刺激計劃，通貨膨脹的壓力也揮之不去。
　　
　　以目前中國潛在增長下沉的狀態，如果不及時“點剎”住去年下半年以來各地方投資擴張的態勢，經濟增長的提速和通脹（強烈預期）上升幾乎會是同時出現，這一次兩者之間可能不會像以前那樣有一個非常從容的“時間差”。
　　
　　很多研究會談到中國貨幣量/GDP高企的責任問題，這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貨幣超發”這個表述或許是不那么準確的。所以我一般表述用一個更中性的詞：貨幣失控，這樣歧義會少很多。以上的討論中大家其實已經看到，這是個經濟模式問題。更專業的討論還會涉及貨幣是外生還是內生的。這個問題筆者這些年文章很多部分都講到過，比方說“財政決定貨幣”等等。
　　
　　我的一個體悟是，西方經濟建立中央銀行制的精要是以政府債務為基礎建立貨幣發行機制，而政府債務的約束機制恰恰是現代國家的預算制度。而我們常說中國央行沒有應有的獨立性，中國貨幣失控的根源其實就是預算軟約束。這樣看來，硬化約束將是未來中國最迫切的任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