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進入尾聲之際，傳奇投資者索羅斯（George Soros）認為，全球經濟有兩大特色。一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經濟體都給世界帶來有益的正能量，歐元區是例外。二是所有正在浮出水面的全球經濟問題都帶有政治色彩。
　　
　　索羅斯指出，日本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推行量化寬松（QE）是有風險的實驗：增長加快可能推升利率，失去持續償債的能力。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寧可冒險，也不愿讓日本慢慢受死。從輿論的熱情判斷，日本普通民眾也會積極支持安倍。
　　
　　他警告，歐盟正往日本竭力擺脫的長期滯脹方向前進。這種趨勢有很高的風險，成員國可能熬過像日本過去那樣的“失去的十年”、甚至更久的失落，但歐盟并不是真正的國家聯盟體，它可能很容易就被這樣的失落摧毀。
　　
　　以德國馬克為模版設計的歐元有個致命的缺陷。
　　
　　歐盟創造了一家共同的央行，卻沒有共同的財政部。這意味著沒有一個成員國能控制歐元標售的政府債券，這些債務存在違約風險。
　　
　　所以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后，多個成員國陷入負債過重的困境，風險溢價使歐元區永遠存在債權國與債務國的鴻溝。
　　
　　假如各成員國發行歐元債券，倒可能克服這種弱點。
　　
　　遺憾的是，德國總理默克爾排除了歐元債券的可能性，這體現了德國對歐洲一體化的態度出現急劇變化。
　　
　　兩德統一以前，德國是一體化的主要推動力量。而今，在衡量統一的成本之后，德國納稅人決定避開給歐洲債務國買單的麻煩。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默克爾堅稱，每個成員國都應該管好自己的金融機構，應該全額償還政府債務。
　　
　　可德國沒有意識到這是在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法國犯下的嚴重錯誤。時任法國總理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堅持戰敗國德國要賠款，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趁機在德國得勢。
　　
　　默克爾的政策正是給歐洲其他地區的極端主義運動可乘之機。
　　
　　歐元區目前管理借貸的機制還會維持下去，因為德國始終會盡量少投入力量保證歐元存在，而且市場和歐洲機構會懲罰任何挑戰貸款安排的成員國。
　　
　　盡管如此，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已經過去。歐洲的金融機構已經認識到，緊縮會適得其反，已經不再對成員國增加財政管制。
　　
　　債務國已經因此得到一些喘息空間，即便沒有任何增長前景，金融市場也算穩定了。
　　
　　展望未來，索羅斯預計，危機會源于政界。
　　
　　先從歐洲說起。
　　
　　實際上，這類危機已經顯而易見，因為歐盟變得很“自私”，過于關注內部事務，無法完全響應來自敘利亞或是烏克蘭的外部威脅。
　　
　　但歐盟這樣做的前景卻比毫無希望更惡劣，俄羅斯的威脅死灰復燃可能顛覆當前的局面，導致歐盟解體。
　　
　　金融危機讓歐盟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再也不是那個激發眾人熱情的“夢幻之物”。
　　
　　成員國當初為共同利益而犧牲部分主權自愿結盟。他們之間本是平等關系，因為一場歐元區危機就淪為債權國與債務國的關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
　　
　　事實上，歐元還可能讓歐盟集體毀滅。
　　
　　再看美國。
　　
　　與歐洲不同，美國是發達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頁巖能源開發賦予美國全國制造業重要的競爭優勢，石化產業的優勢尤其明顯。
　　
　　美國的銀行和家庭去杠桿取得進展。QE推升了資產價值。房產市場已經好轉，建筑業的失業率在下降。
　　
　　自動減支對政府財政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就要消失。
　　
　　而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國的政治極化出現逆轉跡象。
　　
　　兩黨當道的政治系統已正常運轉200年，因為兩黨都不得不競相在大選中爭取中間力量。
　　
　　宗教本位主義與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聯盟奪下了共和黨的陣地，后來又加入了新保守主義勢力，這一派新進勢力將共和黨推向了極右立場。
　　
　　為了爭取中間力量，民主黨也在盡力趕上形勢變化。兩黨合謀在國會重新劃分勢力范圍。
　　
　　因此，活動家主導的黨派初選取得了比大選更優先的地位。這使美國政界告別了極化。
　　
　　最終，共和黨內的茶黨勢力玩過了火。
　　
　　去年的聯邦政府關門結束后，共和黨的舊部開始反擊，這應該會導致兩黨系統卷土重來。
　　
　　今天全球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并不是歐元，而是中國未來的走向。
　　
　　支持過去中國迅速發展的增長模式已經失去了動力。
　　
　　這種模式取決于中國家庭的金融壓制，目的是推動出口和投資增長。
　　
　　家庭部門對GDP的貢獻比例縮減到35%，家庭的儲蓄再也無法為當前的增長模式提供足夠的資金。
　　
　　這已經導致國內多種債務融資增加。
　　
　　中國的金融環境與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美國的主流環境有些詭異的相似之處。
　　
　　但這兩者也有些明顯區別。
　　
　　美國的金融市場通常主導政治。在中國，國有銀行是主要參與者，經濟體的主要力量也是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
　　
　　中國央行了解存在危險，2012年就開始采取行動控制債務增長。
　　
　　可直到債務增長下滑開始真正產生蕭條威脅時，中國執政黨才開始動用最高權力。
　　
　　2013年7月，中國領導層決定支持國內鋼鐵企業復產，中國央行也放寬信貸給予幫助。經濟形勢開始改善。
　　
　　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了遠大的改革目標。這些進展成為全球前景近來好轉的主要原因。
　　
　　與結構改革相比，中國的領導層更看重經濟增長，這樣做沒錯。
　　
　　因為結構改革要與財政緊縮結合進行，這樣會導致經濟體陷入通縮的混亂局面。
　　
　　中國目前的政策存在未能解決的矛盾：鋼鐵業復產也會重新助長債務大規模增加，不可能持續幾年以上的時間。
　　
　　怎樣及何時解決這種矛盾將對中國乃至世界產生深遠影響。
　　
　　中國的成功轉變很可能需要推行政治與經濟改革。
　　
　　如果失敗，中國政界領導的公信力就會下降，對內會加強管制，對外可能發生軍事沖突。
　　
　　此外，索羅斯還提到另一個未決的大問題：合理的全球管理。
　　
　　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缺乏一致，這會加劇敘利亞這類國家遭受的人道主義災難，更不必說為應對全球變暖掃除障礙。
　　
　　但與今后幾年出現的中國謎題相比，現在還不明確全球缺乏管理的局面是否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