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隨著美聯儲啟動QE（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程序，全球金融市場再次進入動蕩期，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面臨出口放緩、資本出逃、外儲流失、貨幣貶值等一系列問題。面對這種形勢，中國當然不能獨善其身，必須做好充分應對的準備。
　　
　　退出QE將對國際資本流動格局產生深遠影響，首先受到沖擊的就是新興經濟體，理由很簡單，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新興經濟體在金融危機之后有明顯的“加杠桿”趨勢。2008年以來，全球總需求水平不足明顯降低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需求，導致以出口為導向的新興經濟體外部盈余大幅減少，意味著新興市場經濟體從外部獲得的流動性出現緊縮。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新興經濟體要么吸收國外融資，要么通過內部融資彌補從外部獲得流動性的不足，這導致了從國際收支或是國內各經濟部門來看，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杠桿普遍上升。
　　
　　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數據，2013年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主要經濟體平均增速已經從2010年的7.4%下滑至2013年的5.1%。廉價資金掩蓋了新興市場國家存在的結構性缺陷，當美聯儲啟動退出QE程序時，經濟增長放緩、全球金融狀況收緊直接對新興經濟體形成抽血，出現了嚴重的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
　　
　　2014年以來，大部分新興市場延續了2013年的動蕩，貨幣再度大幅貶值，但中國情況有所不同，去年初以來，在其他貨幣兌美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近似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大幅升值了近8%，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巴西、印度、印尼、日本等主要出口國的貨幣都貶值4%以上。從資本流動的角度看，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以及中美利差擴大等套利因素的存在，使中國并未出現資本外流的跡象，不過，這一趨勢有可能出現改變。事實上，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以及新興經濟體風險暴露，正好與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及金融改革開放加快在時間上疊加，這將使得中國經濟的內外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中國必須做好充分思想和政策準備，采取恰當措施，保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加快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步伐：
　　
　　首先，盡快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降低與美元關聯強度。通過建立基本由市場供求主導，并輔以恰當市場干預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避免人民幣加權匯率過度升值，也能夠避免持續、單邊的人民幣貶值或者升值預期。
　　
　　其次，面對“資金池”水位可能持續下降，貨幣當局應保持基礎貨幣投放渠道通暢、穩定，避免負面市場預期的疊加。貨幣政策要精準發力，面對資本流入減緩甚至是轉向，應該有充足工具保持基礎貨幣供應穩定，避免其沖擊。經濟政策更多應該由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結構性政策可以一定程度“對沖”改革對經濟下行壓力。貨幣政策必須保持靈活，通過各種工具來保持流動性合理適度。
　　
　　第三，有效控制系統性風險，審慎對待短期資本開放，特別是對短期資本流出的開放。如果過快開放短期資本流動，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外匯市場、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壓力會急劇放大。在國際資本市場劇烈動蕩的環境下，我們認為，近一時期并非是加快資本項目開放的最佳時機，必須在效率與風險之間取得平衡，處理好“市場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
　　
　　第四，增強外匯儲備在支持實體經濟，提升中國金融戰略能力的重要作用。可以考慮設立外匯投資產業基金，支持戰略新興產業“走出去”。中長期看，分散外匯儲備投資，創新外匯儲備管理方式，加大資源能源以及高附加值設備和技術的進口，設立外匯投資產業基金，推動企業“走出去”支持實體經濟服務迫在眉睫。根據我們測算，目前戰略新興產業只占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3%，到2020年這些產業占GDP的比例將提高到15%。要實現這個目標，這些領域的企業就需要拓展海外市場，取得全球的資源整合和市場的開拓。
　　
　　最后，加強國際金融合作共同應對新一輪風險沖擊。為了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我們除了提前做好相關政策預案之外，應該深化區域金融合作，聯手應對美聯儲政策退出及全球貨幣金融格局變化所帶來的新沖擊：一是推動人民幣與他國本幣雙邊或多邊互換協議，加快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包括本幣結算，將互換有效期延長，并支持互換資金用于貿易融資。這可以推動雙邊貿易及直接投資，并促進人民幣成為貿易關系緊密的國家的貿易計價和結算貨幣。央行數據顯示，自2009年1月至2013年10月，我國已經與23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總規模近2.5萬億人民幣。未來需要拓展人民幣的深度和廣度，積極配合中國-東盟經濟帶、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提升人民幣在國家戰略實施中的重要地位。二是以上海自貿區戰略為核心，加快建設成熟的亞洲債券市場，以吸引資本回流，維護亞洲金融市場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