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界有這樣一種理論：美國總統(tǒng)能點石成金。用谷歌(700.91, 3.56, 0.51%)搜索“如果......應該買哪些股票”（stocks to buy if…），你會從相關信息中發(fā)現，最受關注的變量是美國大選——甚至超過了美聯(lián)儲加息等真正經濟議題。
　　
　　所謂的美國股市“大選周期”（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能否作為可*的投資指導呢？
　　
　　找到答案的第一步是挖掘歷史數據。美國佩珀代因大學（Pepperdine）學者尼克爾斯（Marshall Nickles）研究了1942年至2002年的美國股市以及總統(tǒng)更迭史。他發(fā)現，自20世紀中期開始，投資領域便出現了每次持續(xù)約四年的股市周期。從1942年4月到2002年10月，總共出現了15個這樣的股市周期。
　　
　　尼克爾斯從標普500指數的歷史表現入手。該指數以1941至1943年的平均股價為基準，包含了500家頂尖美國企業(yè)，被華爾街用來追蹤美國股市 的整體狀況。尼克爾斯發(fā)現，在所有周期中，牛市平均持續(xù)約三年，而熊市平均持續(xù)不到一年 （此處的熊市是指“標普500指數在一到三年內下跌約15%或更多”）。
　　
　　如果與歷屆大選相聯(lián)系，會得出一個有趣的結果：股市周期底部竟然出現在國會中期選舉（mid-year congressional election）附近，抑或是出現在大選開始前約兩年。同時，周期中的漲勢會延續(xù)至大選年結束。
　　
　　具體而言，1942年至2004年共出現了16個熊市，其中3個熊市底部出現在新任總統(tǒng)就職第一年，12個出現在任期第二年、1個出現在第三年；沒有底部出現在任期第四年，也就是大選年。
　　
　　1942年至2004年所有熊市底部出現的時間平均在新總統(tǒng)上任后1.87年。1942年至2004年所有熊市底部出現的時間平均在新總統(tǒng)上任后1.87年。
　　
　　尼克爾斯說，這些分析暗示了一個回報豐厚的簡單投資策略：在當選總統(tǒng)任期第二年的10月1日（鄰近國會中期選舉）買入，然后在其任期第四年的12月31日拋售。
　　
　　歷史數據中另一個明顯特點是，一些股市周期比正常情況要更長或者更短。比如，1946年至1949年就是一個短周期，而1982年至1987年以及 1994年至1998年就是較長周期。尼克爾斯沒有推斷這些特殊周期背后的特定起因。但他認為，這與經濟形勢基本面以及美聯(lián)儲的作用有關。
　　
　　實際上，尼克爾斯將這些股市周期歸因于經濟政策的規(guī)律性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凱恩斯理論開始主導西方經濟學界。凱恩斯主張政府用宏觀政策緩解經濟周期造成的影響。到了上世紀60年代早期，美國政府開始接納凱恩斯經濟學。從那往后，白宮便積極干預著經濟走向。
　　
　　沒過多久，政客們便認識到了經濟狀況與選票之間的關系。在美國，利率和貨幣供應等政策由美聯(lián)儲主管，政府機構對此影響力有限。不過，政府能夠影響財 政政策——稅收和開支。每到大選前，政府常會禁不住誘惑，推行提振經濟的財政政策來為現任政黨“拉票”。大選開始前的這些舉措加上競選者的承諾，往往令選 民歡欣鼓舞，而投資者也會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選舉結束后似乎會出現一種“反向影響”，這會導致投資者樂觀情緒下降。《投資者年鑒2004》（The Stock Trader’s Almanac 2004）一書作者赫希（Yale Hirsch）基于研究指出：“每四年一次的總統(tǒng)大選對經濟和股市有深遠影響。戰(zhàn)爭、衰退和熊市往往起始于或者發(fā)生于總統(tǒng)任期前半段，并且牛市往往出現在 后半段。”
　　
　　尼克爾斯認為，歷屆政府在這方面表現出的一致性與可預見性、以及競選人高談闊論對經濟的潛在影響，促使投資者認為，經濟形勢、企業(yè)財務狀況以及股票價格會在大選之前一片大好，此后則會偃旗息鼓。
　　
　　重大市場周期通常呈現出陡峭的“V”字型走勢，跌幅在10%以上；緊隨其后的股市復蘇往往是由政府刺激措施推動。政府刺激的本意是要避免可能出現的 經濟衰退，確保支持率。不幸的是，大強度財政或貨幣政策刺激通常會導致通脹；通脹高企時政府不得不出手“滅火”——經濟周期和股市周期就這樣延綿不絕。
　　
　　尼克爾斯其實已經引出了找到答案的下一步，只不過他沒有說出來——由于白宮由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占據，因此不同執(zhí)政黨與股市表現之間的關系也值得關注。
　　
　　標普（S&P）旗下研究公司Capital IQ首席股市策略師斯托維爾（Sam Stovall）研究發(fā)現，自1945年以來，在民主黨總統(tǒng)治下，美國股市年均漲幅是9.7%；而共和黨總統(tǒng)執(zhí)掌白宮期間，年均漲幅僅為6.7%。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兩位經濟學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當民主黨人入主白宮時，標普500指數成分股的年化收益率較共和黨人擔任總統(tǒng)期間高出5.4個百分點。
　　
　　盡管希拉里以普林斯頓研究為依據，多次公開宣稱“民主黨總統(tǒng)治下美國經濟表現更好”；但兩位教授表示，這并不是因為民主黨政策更優(yōu)越；有時純粹是*運氣，比如趕上全球經濟繁榮、油價保持平穩(wěn)。
　　
　　例如，史上最佳股市表現反倒出自共和黨總統(tǒng)福特（Gerald Ford）治下。福特于1974年8月至1977年1月?lián)�任總統(tǒng)期間，標普500指數年均大漲18.6%。從市場角度來看，就任“時機”幫了福特大忙。股 市通常會在大跌后大幅回漲，而福特正好是在股市低迷之際入主白宮。在他之前，尼克松（Richard Nixon）辭職下臺、油價飆升、美國陷入衰退。就在第二次石油危機、通脹惡化之前，福特敗選下臺了。
　　
　　在任期間股市漲幅第二高的總統(tǒng)是民主黨人克林頓（Bill Clinton）。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tǒng)共八年，期間標普500指數年均上漲14.9%。CNN的報道說，對于這一點，他可以感謝“互聯(lián)網泡沫”（tech boom）。
　　
　　歷史上，僅有兩位總統(tǒng)任期內股市（年均）下跌。不幸的是，他們都是共和黨人：尼克松（-5.1%）和小布什（-4.6%）。
　　
　　有趣的是，斯托維爾還研究了不同黨派控制國會時股市的表現。他發(fā)現，自二戰(zhàn)以來，當共和黨人擔任總統(tǒng)且共和黨控制國會時，美國股市表現最好。緊隨其后的良好表現確也出自民主黨總統(tǒng)治下，但前提是民主黨沒有控制國會——要么由共和黨控制，要么就是“分裂國會”。
　　
　　總之，美國股市與總統(tǒng)大選之所以呈現出某種關聯(lián)性，主要是因為它們都受到一個共同因素的影響：經濟形勢。1992年，當克林頓的競選策略主管卡維爾（James Carville）被問到“究竟是什么決定著總統(tǒng)大選”時，他回答說：“是經濟，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