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經濟走勢難測，應關注九大因素：一，全球政治經濟風險在加大；二，全球化進程遭遇強勁逆風；三，世界經濟面臨“三元風險”；四，全球金融風險在累積；五，新興市場結構性失衡風險在加大；六，全球產能過剩與國際產能合作并存；七，全球低碳和綠色發展在曲折中前行；八，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取得新進展；九，全球經濟合作競爭出現新趨勢。
　　
　　稍早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稱全球經濟已陷入“低增長陷阱”，國際貨幣基金（IMF）稱全球經濟面臨“廣泛的停滯風險”，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前財長薩默斯表示，全球經濟處于“長期性停滯”。就今年來看，美國特朗普新政會有怎樣的取向更是全球不確定性風險的一大不可測因素。
　　
　　全球政治經濟風險在加大
　　
　　美國特朗普政府未來政策指向存在若干不確定性，將加大2017年全球政治的不穩定。而英國啟動脫歐談判，其每一輪談判都會對世界經濟有影響。另外，法意德是否會出現英國那樣的黑天鵝事件？韓國、巴西等國家政局不穩，多個熱點地區矛盾激化。整體來看，全球政治經濟風險正在上升。對此類風險要高度警惕、持續關注。
　　
　　全球化進程遭遇強勁逆風
　　
　　1．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較量
　　
　　當前全球化發展處于十字路口，其未來趨勢可能會繼續，也可能會逆轉。
　　
　　就本輪經濟全球化而言，它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0年到2001年，全球人均GDP的年均增速2.7%；第二個階段是從2002年到2008年，全球人均GDP增速8.8%；第三個階段是從2009年到2015年，全球人均GDP增速下降到1.1%。從受益情況看，從普遍享有全球開放的紅利，轉向全球性繁榮，再轉到當下的全球化紅利大幅度下降，經歷了一個大起大落的過程。
　　
　　2．傳統全球化向新型全球化轉型
　　
　　傳統全球化是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推動的，受益者是那些跨國公司，而不是發達國家中的普通民眾，由此導致發達國家的民眾出現了反全球化的訴求。目前，以互聯網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推動著全球經濟進入新的轉型階段。走向包容、普惠、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正在興起。
　　
　　世界經濟面臨“三元風險”
　　
　　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報告，世界經濟長期面臨全球生產率減速、全球債務水平高企、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空間變小的“三元風險”的威脅。
　　
　　第一，全球勞動生產率下降是導致全球經濟低迷的重要原因。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顯示，若以2000年至2005年的年均全球勞動生產率為基準，2015年全球生產率約為基準的七成。發達經濟體更降至基準的33%，新興經濟體情況較好，但也僅是基準的84%。
　　
　　全要素生產率停滯原因。全球勞動生產率停滯原因包括技術創新被忽視，全球投資放緩，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使用，全球資本過剩，全球人口結構惡化等。這些因素導致投入產出效率降低和資本效率降低。目前，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尚未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00年全球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是6.9%，標志著在新世紀伊始全球人口已接近老齡化社會水平，2015年該比例上升到8.3%，預計到2050年將達到16.2%。另一方面，0-14歲人口比重不同程度出現下降。全球性的人口困局削弱了經濟發展動力，制約了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提高全要素勞動生產率需提高研發投入。美國西北大學教授羅伯特·戈登指出，過去120年美國人均產出每年增長約2%。今后120年的增長率可能變成1%，甚至更低。舊金山聯儲的弗納爾德和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查爾斯·瓊斯的研究表明，提高或維持生產率水平需要提高對研發的投入。
　　
　　第二，全球債務水平高企。根據IMF和BIS數據，截至2015年末，全球債務總額高達144.97萬億美元，相比2007年末的105.21萬億美元增長37.8%。其中，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一般政府債務水平均有所上升。IMF預測，2016年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一般政府債務水平將進一步上升至107.5%和47.2%。此外，歐元區的實際債務風險加大。全球債務風險累積將對世界金融和經濟穩定造成威脅。
　　
　　新興經濟體債務風險加大。IMF預測，2021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債務風險擴大至51.9%。按照BIS關于非金融領域的全球債務三大部門：一般政府債、非金融企業債、家庭部門債務占GDP的比例來看，2007年至2015年，全球一般政府和非金融企業都在加杠桿，債務占GDP的比重不斷提高。其中，發達國家一般政府債務增速高于新興市場經濟體，新興市場企業債風險加大趨勢明顯。
　　
　　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的私人部門已開始逐步去杠桿，但新興經濟體的杠桿卻迅速增加。從家庭部門債務占GDP的比重來看，全球家庭部門債務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51.74%縮小至2015年的50.41%。其中，發達國家這一比重逐步減小，新興市場經濟體卻繼續增加。
　　
　　第三，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空間變小。從短期看，全球超高債務水平和負利率政策導致全球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空間變小。從中長期看，全球結構性改革的協調難度加大。
　　
　　下一步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要考慮外溢效應。一是要考慮特朗普激進改革政策的影響；二是應考慮美聯儲加息的外溢效應；三是考慮全球負利率的影響；四是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全球金融風險在累積
　　
　　全球金融穩定面臨八大新風險。一是美國特朗普當選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二是美聯儲加息風險；三是美元貨幣市場融資成本上升，LIBOR利率走高；四是全球資產價格大幅波動風險；五是負利率風險；六是新興市場高杠桿風險；七是國際資本流動格局逆轉風險；八是銀行業風險。
　　
　　新興市場結構性失衡風險在加大
　　
　　新興市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減弱。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上升；2013年開始呈現減弱趨勢，而發達經濟體的貢獻率呈上升趨勢。2014年和2015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分別為39.49%和39.46%，出現小幅下滑；反觀發達經濟體則為60.51%和60.54%，出現小幅上升。
　　
　　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放緩，經濟增長出現分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速連續五年放緩，未來五年經濟增長預期維持在4%—5%的歷史低位。其中產油國受到的沖擊最大，其次是其他的大宗商品出口國。2015年產油國GDP增速由6%以上下降到了3%以下，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國GDP從5.5%下降到了4.5%，其他多元化出口國的增速還維持在6%以上，不過也較2014年有所下降。
　　
　　新興市場出口增速大幅下滑。受全球外需疲軟的影響，2011—2015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出口增速連續五年大幅下滑，從8.1%降至1.1%。
　　
　　新興市場投資率大幅上升，企業債風險加大。2000年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投資率由23%上升至2015年的33%。投資率過高增加銀行呆壞賬風險，新興市場的企業債風險加大。
　　
　　新興經濟流動性風險上升。全球FDI在2012-2014年連續三年呈下滑趨勢，2014年出現11%的降幅，2015年流入發達經濟體的FDI規模首次超過發展中國家。全球資本流動的拐點性變化，帶來了全球匯率、利率、價格的劇烈波動，加大新興經濟體的流動性風險。
　　
　　全球產能過剩與國際產能合作并存
　　
　　產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國際貿易增長低迷和全球市場需求萎縮，造成全球制造業以及原油、金屬等多個行業出現產能過剩。中國鋼鐵產能過剩，已成為“去產能”的重點行業。
　　
　　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是“一舉多得、三方共贏”的事情。有過剩、也有短缺，可以通過國際產能合作，實現由過剩端向短缺端移動，達到資源配置再平衡。可以利用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經驗，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勞動力和改善基礎設施的需求，以及中國裝備制造產能和較高的性價比，開展三方合作，實現“一舉多得、三方共贏”。
　　
　　全球低碳和綠色發展在曲折中前行
　　
　　全球氣候變化引發對既有現代化模式的反思。第一次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現代化進程加速，人類發展進入空前繁榮時代。然而現代化造成的生態災難、高碳污染等問題，加劇了人與自然的矛盾，引發了人類對現代化模式的反思。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誰應該為全球環境惡化和生態惡化問題負責？我們認為，發達國家應負主要責任。發達國家早期發展忽視了環境污染導致環境惡化，現在發達國家已經發展起來，已經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和技術改善和提高發展水平。發展中國家應配合與發達國家合作，為全球低碳綠色發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全球低碳和綠色發展新階段。進入21世紀，低碳和綠色發展逐步成為全球共識和大勢所趨。2016年9月G20杭州發峰會將“綠色金融”納入會議主題，11月初《巴黎協定》正式生效，11月中旬正式開啟落實行動，這表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入快車道。
　　
　　世界各國均已提出2020年后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目前，中國和美國是全球兩個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其排放占全球總排放的42%。美國承諾到2025年溫室氣體比2005年減少26%到28%。中國力爭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從2030年左右開始減少，承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歐盟決定到2030年溫室氣體的排放比1990年減少40%。日本、俄羅斯、加拿大等國家也都承諾了減排目標。
　　
　　全球低碳和綠色經濟發展新趨勢。全球低碳和綠色發展競爭激烈，各國紛紛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國家戰略，制定長期低碳發展路線圖，以搶占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進程領導者地位，謀求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領跑者，追求全球低碳技術的制高點，追求全球綠色貿易標準的制定者，尋求全球綠色金融體系下新話語權。
　　
　　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取得新進展
　　
　　全球治理體系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不能有效應對全球挑戰，出現了一些無序的和碎片化的現象。全球治理體系在對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三大多邊經濟協調機構進行調整和改革的同時，需要進行框架外協調。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存在如下風險，需要積極管控，多加防范。
　　
　　全球金融治理架構嚴重缺失導致系統性風險。當前全球金融與貨幣體系中沒有像WTO這樣的機制性框架，當出現問題時難以有效的進行風險管理和危機治理。
　　
　　首先，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和資本體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資本的逐利性導致國際資本大規模流進流出，引發全球金融周期變化。
　　
　　其次，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受到了救助，會進一步滋生“道德風險”。
　　
　　再次，主權債務重組問題，全球并沒有一個有效的重組方案和治理的模式。
　　
　　最后，長期融資問題，全球對于長期發展融資和公共產品融資并沒有一個有效的金融制度設計。
　　
　　全球貿易治理碎片化與區域貿易協議分散化阻礙全球貿易增長。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增長放緩，貿易創造能力下降，多邊貿易談判進展受阻，而各類區域貿易協定也導致全球貿易合作變得更為分散化。
　　
　　當前，全球范圍內有3000多個雙邊自由貿易協議，導致全球市場變得更加割裂、分散。此外，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抑制了世界貿易的進一步增長。如何構建新的全球貿易治理體系，促進全球更加開放的貿易與投資尤為重要。
　　
　　全球投資保護主義盛行。當前，新興經濟體的海外投資會遇到來自發達國家的“安全審查”，特別是高技術領域的一些政府監管，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理由阻止外來投資，形成投資保護主義。從完善全球治理的角度看，應該加快啟動全球多邊投資協定談判進程。
　　
　　全球治理改革取得新進展。框架外協調包括推動G20成為世界經濟治理機制的主要平臺，推動以WTO為主的多邊貿易體制，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國際經濟體系改革，推動經濟全球化向普惠、包容發展成為主題。
　　
　　G20杭州峰會實現全球治理新突破。一是治理結構更包容，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二是治理視角更優化，G20進一步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三是治理方式更務實，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提升。由中國主導成立的“金磚開發銀行”和“亞投行”，以及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合作和“一帶一路”建設，為新興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搭建了一個“共建”的平臺。
　　
　　全球經濟合作競爭出現新趨勢
　　
　　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轉型發展。中國要把握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就要繼續推動全球化轉型發展大勢。一方面要積極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完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另一方面，要加強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合作，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轉型發展。
　　
　　如，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和亞投行、絲路基金發展，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大力推動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大力推動擴大內需、消費和進口，為全球經濟創造有效需求。
　　
　　加強中美對話溝通和政策協調應對特朗普新政可能帶來的沖擊和影響。特朗普在關稅、匯率操縱、重振制造業、貨幣政策走向、氣候談判成果等五方面不可預測的政策選擇將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中國的應對舉措，一是加強與美國的溝通，二是通過WTO機制展開磋商，三是推動國內內需繼續增長，擴大進口，四是積極掌握綠色發展的國際話語權，引領全球綠色發展。
　　
　　推動全球經濟結構性調整與政策協調。經濟發展趨勢的分化與復蘇的“不均衡”，加劇了世界經濟不平衡，使未來面臨更大復雜性和更多的不確定性。中國應呼吁各國加強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對內推進結構性改革，對外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全球經濟重回增長軌道。
　　
　　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戰。目前中國正在推進結構性改革，計劃用五年時間化解鋼鐵煤炭等過剩產能，通過資本市場的兼并重組，以市場化的債轉股等手段，逐步降低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大力支持現代服務業、互聯網經濟、高端制造業等的發展，培育增長新動能。
　　
　　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防范外部金融的不利環境給中國帶來的負面效應：一是注意嚴防短期投機資本進出；二是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三是防范中國企業債違約風險和房地產債務風險。建立應對危機快速反應機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加快構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積極推進“一帶一路”，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中韓、中澳、中歐以及亞太自貿區等多雙邊貿易投資協定等區域合作機制。協同推進戰略互信、經貿合作、人文交流、推進雙向開放、提高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發展水平等。
　　
　　加強國際產能合作。中國應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引領，深入推進國際產能合作，支持企業根植本土、全球發展，打造中國制造和中國裝備的新優勢。一方面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動力，著力提高產能裝備的質量和水平，更好的滿足合作方需求，為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奠定堅實基礎；另一方面，應以國際產能合作為平臺，努力優化全球創新要素和資源能源的配置。
　　
　　努力推動低碳綠色發展。將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承擔與自身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國際義務。按照承諾的目標，加大節能減排力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推進低碳綠色發展，為促進全球低碳綠色發展做出最大的努力。同時，與各方攜手推進《巴黎協定》的落實，加大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力度。要發揮好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進程領導者作用，積極掌握推動氣候方面的國際話語權，主動參與、引領全球綠色貿易規則的制定，全球綠色金融債券市場發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