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l Mokyr在他對經濟增長史的里程碑式研究《財富的杠桿》中指出，“新生兒有望享受的生活水平的最佳預測指標，是他或她出生的地方的偶然性”。
　　
　　20世紀下半葉，拉美、非洲和亞洲出生的嬰兒，北美和西歐出生的嬰兒相當于中了彩票。
　　
　　但過去30年中國收入的快速增長正在威脅這種相對地位，重塑消費、能源流動、貿易、投資、旅游和軍事支出的分布。
　　
　　對于北美和西歐的工人、選民和政策制定者來說，收入、消費和能源平衡的變化正在加劇一種“衰落”感，并在如何最好地應對問題上產生了尖銳分歧。
　　
　　衰落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國的政治精英們同樣擔心相對于德國和美國的衰落，以及二戰后相對于德國和日本的衰落。
　　
　　英國是第一個經歷工業革命的國家。當其他國家經歷了自己的革命并開始迎頭趕上時，政策制定者試圖尋找一種恢復其先前優勢的策略，但從未找到。
　　
　　英國的實際收入和消費持續增長，比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任何時候都要快，但該國的精英們卻癡迷于其他國家更為快速的增長，盡管其基數較低。
　　
　　正如英國所發現的那樣，先發制人的優勢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相對于其他國家，當它們變得更加成功時，英國必定會變得更弱。
　　
　　經濟歷史學家David Edgerton寫道：“即使英國擁有最高效的工人、最無情的企業家、最具創造力的工程師，英國的經濟也會相對衰落。”
　　
　　盡管如此，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開始沉迷于試圖找出國家衰落的根源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的崛起
　　
　　中國快速增長的收入和不斷增長的經濟正在引發美國及其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友同樣的焦慮。
　　
　　1990年至2018年，美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實際增長了56%，而中國在一個非常低的基數上增長了960%。
　　
　　1990年，以美元計算，美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是中國的70倍，如果按各國物價水平的差異進行調整，則幾乎是中國的25倍。
　　
　　到2019年，以美元計算，美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仍比中國高6倍，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則高出4倍。
　　
　　但中國的快速工業化已經嚴重擾亂了國際力量平衡，因為中國幅員遼闊，而且是少數幾個收入相對增加的主要經濟體之一。
　　
　　在過去的30年里，美國、德國、法國、英國、墨西哥和巴西的收入相對保持了基本穩定，這意味著權力的分配基本上是穩定的。
　　
　　自1990年以來，中國和印度是僅有的兩個相對收入顯著提高的大型經濟體。印度的相對收入水平要低得多。
　　
　　中國相對收入的迅速增長，正在造成與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崛起時同樣的緊張關系。
　　
　　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及其歐洲盟友開始擔心日本在制造業、國際貿易、先進技術和海外投資方面的主導地位。
　　
　　但中國的經濟規模要大得多，而且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沒有融入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體系，從而有助于應對政治和經濟緊張局勢。
　　
　　競爭
　　
　　中美兩國及其盟友之間的經濟競爭加劇，可能會刺激兩國更快的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
　　
　　大多數經濟體在大多數時候都不會自然地接受能夠刺激經濟快速增長的激進創新，因為重大創新會產生輸家，也會產生贏家。
　　
　　潛在的輸家往往可以爭取政府來阻止這一進程。然而，國家之間的政治競爭可以鼓勵政府支持旨在促進國家經濟和實力的創新。
　　
　　“擔心自己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的國家更有可能受到‘斯普特尼克效應’的影響，即發現一個社會在技術方面已經落后，因此受到威脅，”Mokyr說。
　　
　　“從彼得大帝時期的俄羅斯到明治時期的日本，再到蘇聯發射第一顆衛星后的美國，各國都開始努力推進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而采用的技術。因此，國家間的一些競爭對技術進步是有益的。”
　　
　　但是競爭的程度必須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不像經濟競爭……政治競爭可能退化為軍事擴張、戰爭和破壞，這可能會導致政治競爭不能產生任何可能的有利影響。因此，國家間競爭的優勢和危險之間顯然存在著微妙的最佳點。”
　　
　　挑戰在于如何防止競爭——在相對收入和權力平衡中的地位——演變為軍事對抗，使每個競爭對手都擔心自己的生存。
　　
　　在過去，一個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相對于占主導地位的在位者的迅速崛起經常導致武裝沖突。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認為，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是由占統治地位的時任大國與迅速崛起的挑戰者之間的緊張關系造成的。
　　
　　在上個世紀，它助長了英國和德國之間、美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現在它威脅到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沖突。
　　
　　如果中國繼續追趕西方，競爭和緊張局勢可能會加劇。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建設性地利用這種競爭，防止它演變成具有破壞性的武裝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