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1612，較上一交易日小幅上漲8個基點，繼續刷新2005年以來的新高。
　　
　　盡管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勢頭可能對外貿產生負面影響，但中國堅持加大匯率彈性的政策，顯示出國家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決心。因為唯有保持人民幣匯率長期穩定的態勢，才有助于資本項目開放和加快國際化的進程。
　　
　　目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出口總值分別列世界第二、第一位。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中國與世界各地區、各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及其支付清算已經迅速增長。這些都要求人民幣資本項目必須開放，最終成為可兌換的國際貨幣。
　　
　　但現階段，受多重條件限制，我國資本項目開放，也即自由可兌換還沒有完全實現，大規模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基礎并不穩固。因此，人民幣國際化必須要有恰當的路徑和明確的整體發展戰略。
　　
　　資本項目開放需漸進、有序、可控
　　
　　一般而言，人民幣要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需要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健全的金融體系、有效的金融市場及監管；良好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和適度的外匯儲備；相對完善的外匯市場與符合實際的匯率水平、匯率形成機制；良好的產業基礎及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現代化企業。
　　
　　當前，人民幣自由可兌換已具備部分條件，例如市場經濟發育不斷成熟，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價格機制初步形成；宏觀經濟的政策調控機制日益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初步建立，公司治理結構總體上明顯改善；人民幣市場匯率機制初步形成，處于不斷完善之中；外匯儲備增長迅速，儲備總量遠大于需求規模……
　　
　　尤其是2005年7月21日，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標志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邁出了歷史性步伐。2010年6月19日，人民銀行宣布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顯示出我國正以新思維積極審視和探討，今后如何在資本自由流動和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情況下，力爭做到維持匯率的基本穩定。
　　
　　但同時也應清醒地看到，當前人民幣實現可兌換依然存在不少制約因素。首先，利率市場化還未完全實現，利率還不能充分反映資金的供需關系。在利率扭曲的情況下，貿然實現資本項目開放，很容易誘發套利活動和外匯投機，甚至釀成金融危機。其次，很難突破“三元悖論”的束縛，即一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三者不能同時實現，只能擇其二作為政策目標。大部分國家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時，都是采用浮動或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即放棄了匯率的穩定，來換取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此，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必須遵循漸進、有序、可控的原則。
　　
　　拉美與東南亞部分國家資本項目開放失敗的教訓，已經使“漸進戰略模式”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重視；資本項下的各個子項目的開放對經濟金融有不同的影響，其產生的風險有極強的突發性，因此必須有序推進；必須認真評估子項目開放的利弊和時機，以確保可兌換風險和成本的可控，避免出現大的沖擊與波動。
　　
　　人民幣國際化處于初級階段
　　
　　需要強調的是，一國貨幣即使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也并不意味著一定能成為國際貨幣。因為資本項目可兌換是由供給主導，是貨幣發行國政府根據外匯供給以及其他因素進行決策；而貨幣國際化是由需求主導，是由非居民對該國貨幣的需求偏好所決定的，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和接納。
　　
　　對人民幣而言，其國際化的標準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是否在世界范圍內發揮價值尺度的職能，被廣泛作為國際經貿往來的計價單位；是否成為國際清算貨幣以及在國際貿易結算中被使用的比重；在國際融資，尤其是國際投資和國際信貸中被使用的比重；是否作為國際干預貨幣使用，即能否為各國政府中央銀行所持有，并作為外匯平準基金來干預外匯市場；能否發揮國際儲備資產的職能，以及在國際儲備資產中所占的比重；在世界上的流通數量，在國際金融中心的交易比例。
　　
　　所以說，人民幣最終成為國際貨幣，還需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需要金融市場發育和制度建設方面的支持；需要與國內利率市場化、匯率機制改革、資本項目開放、金融基礎設施的完善、金融安全網建設協調配套進行；需要根據我國國際貿易的規模與結構的變化，在大宗商品市場交易份額的變化及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情況下適時調整；還要把人民幣國際化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與微觀機制優化緊密結合起來。
　　
　　當前，人民幣幣值總體穩定性較好；我國國內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商品期貨市場、黃金交易市場等多層次金融市場發展迅速；中國巨大的市場一直是亞洲國家對外貿易的重要目標市場；中國對國外資本的吸引力逐步增強，貿易開放度、金融開放度不斷上升；中國與亞洲特別是港澳臺的經濟合作，是人民幣貨幣區域化形成的經濟基礎；我國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企業的規模和效率不斷提高，受資源的約束，開始加快對外投資的步伐，這個時候有意識地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將與我國貿易和投資的擴張實現良性互動。
　　
　　當然，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還存在著眾多障礙。從經濟層面看，經濟還存在比較嚴重的結構性矛盾，比如說消費比例過低、投資比例過高、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有待較大提高。從金融層面看，人民幣國際流通量增長不足；國內金融市場深度、廣度和國際標準化程度不足；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等都需要進一步推進，金融體系仍然比較脆弱。
　　
　　夯實漸進式的路徑和措施
　　
　　當前，人民幣漸進式的國際化路徑已很明晰。首先，在地域擴張上采取“三步走”，即堅持人民幣周邊化、人民幣區域化、人民幣國際化的取向。其次，在貨幣職能上也采取“三步走”，即堅持人民幣結算貨幣、人民幣投資貨幣、人民幣儲備貨幣的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戰略必須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程相一致。要認識到，在可預見的未來，由某一種貨幣取代美元是不現實的，今后最可能的國際貨幣格局是“一極多元”。為此，應推動儲備貨幣結構多元化，積極擴大特別提款權的使用范圍，爭取人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之一。增加中國在IMF等國際組織中的份額，加強國際金融衍生品的監管，改變不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推動建立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因此，外匯管理體系要進行超前改革，從管制、審批進一步向監管、監測轉化，外匯監管要逐步與國際接軌。在漸進、有序、可控的原則下，可采取以下措施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與人民幣國際化。
　　
　　——從方便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的角度進一步改革結售匯制度。一方面，擴大貿易項下人民幣跨境結算的試點，試行人民幣出口退稅，放開貿易融資。另一方面，進一步放寬外國直接投資的外匯管理，逐步實行國民待遇。實施“走出去”的發展戰略，有選擇地逐步放寬資本輸出。逐步地放寬境內自然人到境外以消費、旅游、教育等目的的支付額度。讓人民幣在有所控制的情況下，更大規模地走出國門。
　　
　　——應有意識地與更多國家簽訂更大額度的貨幣互換協定，貨幣互換的動機從防范國家間的支付危機，轉變約定為人民幣可直接用來進口中國商品，拓寬互換協議下貨幣的功能。
　　
　　——在外債規模控制下，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和利用外資政策，選擇質量好的國內企業到國際證券市場上市，擴大在香港上市的境內企業數量。盡快推出有條件的境內外資企業在境內資本市場上市。同時抓緊研究、有控制地推行境外企業、境外國家在上海金融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和股票。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步伐，為成為全球人民幣交易、定價、清算中心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建設離岸金融中心。人民幣資本的輸出，對離岸金融業務的需求將越來越強，離岸金融中心的發展實際上是開放本幣自由流通的緩沖區。目前看，將香港打造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是現實的選擇。
　　
　　——從法律、稅收、金融基礎設施等方面入手，采取措施提高以人民幣標價的大宗原材料、商品期貨的吸引力，特別是以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為契機，提升人民幣金融資產的吸引力。
　　
　　——國際游資的無序流動對一國的經濟和金融的危害很大，因此應該提高警惕，嚴格監管、控制短期無實際交易背景的資金流出和流入。
　　
　　——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增加話語權，推動和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吳念魯，國際金融學家，長期從事國際經濟金融研究和教學工作，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任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中國銀行盧森堡分行行長、《國際金融研究》雜志主編，現任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