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已臨近尾聲，全球經濟疲軟依舊。美國也許看到了復蘇強化的信號，但歐元區(qū)仍有步日本衰退后塵的危險，而新興市場也在擔憂出口拉動增長戰(zhàn)略使它們極易受國外停滯的影響。幾乎沒有信號表明2015年會迎來任何改善，因此決策者的明智做法也許是弄清楚全球經濟表現持續(xù)萎靡的根本因素——以及繼續(xù)如此下去的影響。
　　
　　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的話說，我們正在經歷“新平庸”。其影響是增長相對于潛力來說低到不可接受的程度，而我們能夠做更多的事提振增長，特別是考慮到一些主要經濟體正在與通縮糾纏。
　　
　　常規(guī)政策建議敦促不斷擴大創(chuàng)新性貨幣干預，即使政府被教導要把錢花在“顯而易見”的領域，比如基礎設施上。結構改革的需求早已得到了承認，但這通常十分痛苦，在短期可能有抑制增長的作用。因此焦點仍在于貨幣和財政刺激——盡可能如此，因為債務積壓的效果已經令人麻木。
　　
　　而這一政策建議的效果仍然沒有顯現。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在過去二十年中把這一政策建議的內容試了個遍，但沒有人可以說日本已經從萎靡不振中完全復蘇了。
　　
　　一個新出現的說法也許可以更好地解釋為何刺激不成功：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指出，世界經濟也許進入了持續(xù)的“長期停滯”時期。
　　
　　這一停滯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學家之所指，即薩默斯強調的總需求不足，這一不足因為中央銀行無法將名義利率降至零以下而加劇。總需求萎靡的原因包括人口老齡化導致消費減少和財富日漸向邊際消費傾向很低的巨富集中。
　　
　　另一方面，經濟學家泰勒·柯文和羅伯特·戈登認為問題出在供給端。在他們看來，二戰(zhàn)后的時期是失常期，工業(yè)國增長受戰(zhàn)后重建、教育水平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加(因為婦女加入了勞動力大軍)、全球貿易重啟、投資增加以及電、電話和汽車燈技術的普及的推動。
　　
　　不管原因為何，從20世紀70年代起，增長開始放慢，移民和年輕人群體的失業(yè)率高企，人們日漸意識到政府難以兌現社會安全承諾，這變成惡性循環(huán)。
　　
　　為了履行義務，政府需要增長。因此，20世紀70年代以來，它們開始用支出刺激經濟。最終的解決辦法是*債務而不是通貨膨脹稅來為支出融資：先是公共債務，后來隨著政府削減赤字，又用上了私人部門債務。2008年，畸高的債務水平——銀行、企業(yè)、家庭和政府債務——引發(fā)了金融危機。
　　
　　如今，債務讓發(fā)達國家難以回歸2008年前的增長率，更不用說重塑大衰退不發(fā)生情況下GDP所能達到的水平了。與此同時，工業(yè)國的總體債務/GDP比率也在持續(xù)升高。
　　
　　在新興市場，發(fā)達經濟體的低增長破壞了傳統(tǒng)發(fā)展路徑——出口拉動型增長。結果，新興市場不得不再次依*內需。這永遠不是輕松的任務，因為總是存在過度刺激的誘惑。
　　
　　在全世界游蕩的充足的流動性——這是發(fā)達國家終極適應性貨幣政策的結果——讓這一任務難上加難，因為新興經濟體只要表現出最低程度的增長信號，就會引來外國資本。如果不予以合理的管理，這些資本流將催生信用和資產價格繁榮，推高匯率。當發(fā)達國家貨幣政策最終收緊時，一些資本有可能離開。
　　
　　平心而論，世界經濟前景仍在好轉。美國可能成為世界的增長引擎。下跌的油價可能帶來重大提振作用，特別是對進口石油的發(fā)達經濟體。技術進步也將助一臂之力。
　　
　　但是，總體而言，發(fā)達世界彌漫著悲觀情緒，一種增長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能起飛的感覺。如果長期停滯持續(xù)，這些國家將不得不采取痛苦的結構改革，尋找重組承諾之法(債務、社會安全措施以及承諾保持低稅率)，并分配由此產生的負擔。
　　
　　2013年底特律市申請破產后，它面臨著艱難的選擇：付養(yǎng)老金還是還債，維持博物館開門還是警察部隊不受影響。在我們即將進入2015年之際，類似的艱難選擇可能會變得更加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