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陷入財政債務危機的原因不是高社會福利，而是政府花費大量納稅人的金錢挽救金融財團的金融投機債務。
 
　　美國歐洲債務危機背后，是其政治經濟發(fā)展模式出了問題。目前的危機解決方案，沒有改變這個模式背后的不合理因素，因而依然無法消除其潛在的巨大風險。
 
　　美歐陷入債務危機背后的利益輸送
 
　　近來，美歐金融壟斷資本操縱的主流媒體正誤導輿論，將財政債務危機歸咎于民眾享受過高的社會福利保障。其實，美國陷入財政債務危機的原因不是高社會福利，而是政府花費大量納稅人的金錢挽救金融財團的金融投機債務。
 
　　2007年美國財政赤字僅為1600億美元，2008年爆發(fā)金融危機后財政赤字飆升了三倍，猛增到4600億美元，2009年再次飆升三倍，猛增到1.4萬億美元，此后連續(xù)三年財政赤字水平一直保持在1.5萬億美元左右，危機后短短幾年美國國債就膨脹了大約5萬億美元。顯而易見，美國維持弱勢群體基本生存的社會福利保障，不可能是財政赤字兩年內增長九倍多的主要原因。
 
　　美國政府不斷膨脹的國債泡沫達到了驚人規(guī)模，2011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1.6萬億美元，美國政府維持運轉需要籌集3萬億美元資金，而美國國內一年的全部儲蓄總額僅為6000億美元，將會反復突破國會允許的最高借債比重上限，意味著美國遲早將像希臘一樣陷入主權債務危機。
 
　　美國一些州面臨著比希臘等歐洲國家更為嚴重的債務危機，如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伊利諾伊、俄亥俄、新澤西等等，這些州財政債臺高筑瀕臨破產被迫在公共服務領域大量裁員，如密歇根州的不少城市裁減了高達三分之一的警察，加劇了失業(yè)危機，導致就業(yè)不足率高達15%以上，地方財政還被迫大舉借債來籌集失業(yè)救濟資金，同時地方財政缺口與籌資困難相互作用不斷擴大加劇了經濟惡性循環(huán)。
 
　　美國陷入經濟危機后面臨社會動蕩風險。美國國家情報總監(jiān)丹尼斯·布萊爾曾表示，經濟危機已取代恐怖主義成為對美國安全的最大挑戰(zhàn)，他稱“美國現時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是，全球金融危機和它將帶來的地緣政治后果”。
 
　　當前歐洲經濟正面臨著同美國經濟一樣的危險形勢，歐洲深陷債務危機的深層原因其實是遭到了美國的金融攻擊。法國、德國上個世紀曾強烈抵制美國的單邊政策和經濟政策，因而受到2001年美國網絡泡沫破裂危機的沖擊較小。德法政府更替后，放棄了以前的歐洲模式，轉而推行新自由主義，放棄了嚴格的政府監(jiān)管，轉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結果歐洲購買的次貸衍生有毒資產數量甚至超過了美國。據英國媒體披露，歐盟區(qū)銀行體系的有毒資產已遠遠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政府注入巨資挽救銀行破產后又陷入了主權債務危機。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起因是美國次貸危機，但是，歐洲遭受危機沖擊的程度反而超過了危機發(fā)源地美國。2009年末美元遭遇信譽危機出現大幅度貶值之時，美國金融壟斷財團大肆炒作自己參與孕育的迪拜和希臘債務泡沫，引爆了債務危機，扭轉了美元大幅度貶值的勢頭并出現了強勁反彈，將一度威脅美元霸權的歐元區(qū)經濟拖到了分崩離析的邊緣，顯示了美國有能力通過金融戰(zhàn)爭向別國轉嫁巨大危機損失。
 
　　如今美歐一些媒體紛紛將美歐債務危機歸咎于高社會福利，卻不談高盛和德、法等國銀行曾通過推銷金融衍生品和銀行信貸，引誘希臘等國隱藏債務、落入陷阱并選擇時機引爆危機，進而借口挽救危機用納稅人金錢向金融資本輸送利益。
 
　　希臘政府在美歐壓力下強行采取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對自然壟斷和公益事業(yè)領域的國企推行私有化，跨國公司將趁機壟斷尋租導致電力、供水價格暴漲，失業(yè)增加、財政收入下降和生產、生活成本上漲，不可避免導致希臘的經濟形勢惡化并陷入惡性循環(huán)。債務危機實際上是被當做金融掠奪武器，民眾承受痛苦，金融寡頭掠奪財富。
 
　　從美歐當前的嚴重股災和金融動蕩之中，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意識到美歐并未進入平穩(wěn)復蘇，這次金融動蕩其實就是上次危機的延續(xù)和發(fā)展。美國官方宣揚的經濟復蘇其實也只是金融財團操控政府制造的“危機壓抑狀態(tài)”。
 
　　援救美歐債務危機的前提
 
　　美歐不少媒體紛紛制造輿論，借口挽救危機四處舉借各國公共資金，實際上這些資金將落入金融壟斷財團腰包而不一定是用于挽救經濟。
 
　　對此，有條件出手的國家應提出自己關于債務危機的性質判斷和援救辦法，提出更好維護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解決危機的政策主張，重點是將反危機措施從挽救虛擬金融部門轉向扶植實體經濟。
 
　　當前應支持希臘民眾提出的正當要求，在公眾的直接監(jiān)督下對迅速膨脹的政府債務進行公開透明的審計，對爆發(fā)危機后政府為挽救金融機構巨額有毒資產形成的債務，與發(fā)展實體經濟、基礎設施和維護民眾利益形成的債務進行徹底剝離。
 
　　同時，應聯合有關國家，要求美國政府救市，應嚴格區(qū)分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債權，一種債權是花費真金白銀形成的債權，像美國普通百姓擁有的存款、養(yǎng)老金等資產，中國金融機構購買的美國兩房等金融機構的3A級債券，世界各國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和美國政府債券，這些才是美國政府必須優(yōu)先保障的實實在在的債權。
 
　　還有一種債權是金融機構投機產生的賭債，如具有高杠桿投機性質的金融衍生品，已成為天文數字，根本無法挽救，相反廢除這類債務才能避免美歐銀行陷入徹底破產，節(jié)省充裕的資金用于刺激實體部門有利于推動經濟復蘇。凍結、廢除金融衍生品巨額債務符合美歐國家民眾的利益，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國實體經濟領域企業(yè)家和財團的利益。目前拆除金融衍生品定時炸彈正變得越來越緊迫，因為根據美國財政部貨幣管理局的統(tǒng)計數據，華爾街大銀行所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數量比2008年危機高峰時還增長了41%。
 
　　還應指出挽救危機的一個正確辦法，是重新恢復二戰(zhàn)后幫助西方成功重建經濟的社會改良政策，確保資金投入實體經濟和保障民生而不被用于金融投機，嚴禁金融投機、高利貸并恢復利率上限管制，等等。
 
　　當年西方借鑒馬克思理論實行一系列社會改良政策，曾經成功克服了資金匱乏、沉重戰(zhàn)爭債務并走出危機困境，倘若美歐重新恢復當年的成功政策也能很快克服當前的危機。因此，國際金融機構提供援救資金應該附加的正確條件，不是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方案而是恢復社會改良政策。二戰(zhàn)后西方社會改良時期普遍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化政策，嚴厲限制外匯、股票、期貨等金融投機活動，以確保當時匱乏的外匯、資金和物資資源，能夠集中用于戰(zhàn)后經濟恢復和重建，而不被投機活動浪費。當時世界各國經常因外匯短缺面臨貨幣貶值危機，但是，通過加強外匯、金融管制一般都很容易克服困難，不會像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那樣讓貨幣危機蔓延成全面經濟危機。當時世界各國都普遍制定嚴格的金融管制法律，不會容忍類似索羅斯等金融大鱷的投機活動，敢于以身試法的金融投機家必然遭受牢獄之災。西方國家實行的嚴厲打擊投機的金融管制化政策，更多借鑒了馬克思的金融必須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理論，而不是被實踐證明容易刺激泡沫經濟膨脹的凱恩斯寬松貨幣政策。
 
　　從中國的角度看，應清醒地認識到購買希臘等國債券不可避免面臨的巨大風險，在美歐改變當前錯誤經濟政策后再實施援助計劃。應對美歐主權債務危機前景有清醒認識并慎重評估風險，謹慎發(fā)表樂觀言論以免令人誤以為中國缺乏評估風險能力，談判中應要求給予相當的債務違約保險擔保和經貿優(yōu)惠等補償，還可考慮用中國持有量過高的美國國債來置換歐洲債券，這樣可以降低美元貶值和減持美國國債的風險，優(yōu)化中國外匯儲備結構并促使外匯資產多樣化。
 
　　美歐模式危機及其相關啟示
 
　　當前美歐債務危機暴露了美歐模式的深層次弊端，金融和經濟危機正向社會和政治領域不斷蔓延，引發(fā)了民眾對美歐經濟政治制度的強烈不滿和抗議活動。2010年5月希臘爆發(fā)第一輪主權債務危機之時，希臘曾有數十萬民眾走上街頭舉行大規(guī)模示威抗議，其規(guī)模之大涉及到希臘全國半數的勞動人口。但是，一年之后希臘危機絲毫沒有緩解卻陷入了更糟糕境地，養(yǎng)老金和社會福利被強行大幅度削減，港口、機場、公路等公共財產被大規(guī)模廉價拍賣。
 
　　西方有少數媒體敏銳察覺到歐洲民眾抗議蔓延的意義深遠，表明民眾不滿情緒不僅針對經濟緊縮而且涉及社會制度，顯示出美歐的市場經濟和議會民主模式面臨著深刻危機。
 
　　二戰(zhàn)后西方的社會改良實際上遠遠超出了凱恩斯主義的范圍，兩次世界大戰(zhàn)造成的災難使各國人民懷疑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理念，當時西方根本不敢提現在流行的股東利益至上、效率優(yōu)先等觀點，而是強調企業(yè)必須承擔社會責任為所有利益相關者服務，允許工人組織強大的工會并通過談判、罷工提高工資，資本家讓渡部分特權并允許工人參與管理、分享利潤。
 
　　中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老前輩陳岱蓀指出，以前中國有盲目批判西方經濟學的傾向，忽視了西方社會改良時期值得借鑒的經驗，而隨后又出現了盲目崇拜西方的傾向，特別是盲目崇拜主張返古復辟的新自由主義。這說明有必要搞清楚社會思潮演變的來龍去脈和歷史原因。
 
　　今后中國的改革和發(fā)展勢必超越已陷入深刻危機的美歐模式，因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應對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當前中國人如果沒有信心，不能創(chuàng)造出一個優(yōu)越于美歐的模式，而是繼續(xù)主張并實行效仿美歐模式的做法，那么就很可能像美歐一樣陷入非常深重的危機。
 
　　美歐模式危機值得中國的國有企業(yè)給予高度重視，這昭示著中國國有企業(yè)必須深刻思考和謹慎選擇改革方向，不以美歐模式作為改革目標模式，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也同樣不可以美歐模式作為改革目標模式，中國必須正視美歐模式正面臨著深刻危機的客觀現實，并且勇于發(fā)揮首創(chuàng)精神創(chuàng)造出更為優(yōu)越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