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開國之初，由“紳士”組成的政府確實帶來了一股不同于腐敗舊制度的政壇清風。但多半個世紀后，當格蘭特以南北戰爭“常勝將軍”的姿態入主白宮之后，大批軍中好友被提升為政府高官。本應成為聯邦政府道德楷模和行為典范的總統內閣，貪污腐敗成風，連副總統都被爆出受賄的丑聞，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丑聞也是此起彼伏。
 
　　美國人喬治 賽耶曾將1876年總統大選之后的半個世紀稱為“美國賄賂的黃金時代”，因為“美國政治從未像如今這般腐敗，所有的辦公室都被收買，幾乎所有的人都難保廉潔，幾乎一切神圣的原則都被踐踏”。
 
　　腐敗蔓延：內閣成丑聞發酵“沼氣池”
 
　　在一些人眼里，廉潔似乎是跟隨美國現代的國家制度建立與生俱來的，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客觀地講，美國獨立后的官員腐敗同樣經歷了一個由低到高再到低的曲折發展歷程。
 
　　建國之初的美國政府規模較小，腐敗機會較少，“紳士”內閣也具備較好的自覺性。但到了19世紀以后，隨著美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西部拓荒運動的推進，產業革命的萌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政府職能迅速擴張，公共財政支出相應增加，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滋生蔓延并持續了很長時間，腐敗現象也在19世紀中后期達到峰值。直到上世紀初“進步主義”運動興起，腐敗現象再逐漸降下來。
 
　　在19世紀，特別是中后時期，那時美國社會貪污腐敗程度驚人，被稱為“賄賂的黃金時代”。正如馬克 吐溫在1873年所寫《鍍金時代》所記錄的，當時一般人的特點是不顧一切腐敗，“政客把貪污受賄、巧取豪奪視同男子漢氣概，而把政治中的‘好’人視為紈绔子弟，反常的怪人”。
 
　　尤其是當格蘭特1868年入主白宮之后，腐敗開始大規模蔓延開來。在他連任兩屆總統期間，他組建的內閣成了腐敗丑聞持續發酵的“沼氣池”：海軍部在軍艦采購中大肆收取回扣，陸軍部公開出售西部地區的皮貨貿易特權，內政部、財政部與土地投機商勾結瓜分西部大片土地，紐約、波士頓、舊金山等主要海關無一不是貪污黑巢，出使巴西的美國外交公使詐騙了巴西10萬美元后逃跑，出使英國的外交公使以自己的名義在英國騙租了一個礦山……
 
　　當公職只是獲取權力的牌照，權力只是賺取錢財的工具的政治倫理風行時，作為當時最“民主”的制度也解決不了問題，政黨的更替無濟于事，人們所熟悉的腐敗丑聞仍接踵而至。
 
　　制度修補：出臺政府道德法
 
　　19世紀末，曾任紐約“政治機器”坦慕尼協會要職的理查德 克羅克在接受紐約立法委員會有關其受賄的調查時，曾有過一段著名對話：
 
　　調查者問：“你正在為自己的錢袋子而奔忙，是不是？”
 
　　“當然，我一直是這樣，就像你們一樣。”克羅克回答說。
 
　　美國人喬治 賽耶曾經將1876年總統大選之后的半個世紀稱之為“美國賄賂的黃金時代”，因為“美國政治從未像如今這般腐敗，所有的辦公室都被收買，幾乎所有的人都難保廉潔，幾乎一切神圣的原則都被踐踏”。
 
　　也正因于腐敗嚴重，在一波一波的反腐大案之后，不斷地用制度和法律“修修補補”堵塞漏洞，美國的反腐機制才逐步完善起來。
 
　　188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彭德爾頓法》，確立了一套以功績制為核心的文官選拔和獎懲機制，減少了政治腐敗的機會。此后，還出臺了各種“利益沖突法”、“廉政法”和政府道德法，在法律上為制度反腐確立了依據。
 
　　在經濟管理上注重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先后出臺了《克雷頓反壟斷法》等一系列嚴密的反壟斷法，減少了權錢交易所帶來的收益。
 
　　在監督上擴大政治參與和公民監督，從20世紀初的“扒糞運動”開始，美國媒體和公共輿論對政治的監督日益強大，社會組織也都獲得了迅猛發展，構建起了開放的監督體系，這對于美國降低公共部門的腐敗程度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