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債務危機久拖不決，不僅影響了世界經濟的復蘇，玷污了歐盟的國際聲譽，而且還使人們產生了一些充滿憂慮的聯想，如希臘會不會退出歐元區，歐元會不會崩潰，歐盟會不會解體。波蘭財政部長羅斯托夫斯基甚至還說，如果歐盟在這一危機中瓦解，歐洲就有可能會爆發戰爭。他說他真想把他的子女送到美國去。
　　
　　其實，歐洲債務危機的前景面臨著不少有利因素。
　　
　　第一，作為一個整體，歐盟和歐元區的政府債務負擔并不重，財政赤字并不大。根據歐洲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2年第2季度末，歐元區17國的政府債務相當于GDP的比重為90.0%，歐盟27國為84.9%，顯然大大低于日本和美國的負債率。當然，希臘、意大利、葡萄牙和愛爾蘭的債務負擔較重，分別為150.3%、126.1%、117.5%和111.5%。
　　
　　歐元區17國和歐盟27國的財政赤字相當于GDP的比重分別從2010年6.2%和6.5%下降到2011年4.1%和4.4%。這也是非常可喜的。但愛爾蘭仍然高達13.4%，希臘和西班牙均為9.4%，英國接近8%。
　　
　　第二，德國經濟繼續在增長。德國是歐盟經濟的“定海神針”。只要德國經濟保持增長，歐盟經濟形勢就不會過于悲觀。2012年，歐盟的經濟增長率預計為0，歐元區為-0.3%，而德國則是0.7%。事實上，2010年以來，德國經濟增長率都是正數，從未出現過負增長。事實上，2010年以來，德國經濟增長率都是正數，從未出現過負增長。
　　
　　第三，歐盟各國推動歐洲一體化的決心是強大的。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無論在歐洲還是在美洲、亞洲、拉美或非洲，政治因素是影響區域一體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令人欣慰的是，面對債務危機，歐盟各國推動一體化的決心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在強化。德國總理默克爾等政治家經常說，歐洲需要更多的一體化，而非削弱一體化。
　　
　　2012年3月2日，除英國和捷克以外的所有歐盟成員國都簽署了《經濟貨幣聯盟穩定、協調與治理條約》(又稱財政契約)。根據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等政治家的設想，歐盟還將為建立銀行業聯盟、經濟聯盟和政治聯盟作出努力。盡管建立這些聯盟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第四，應對債務危機的“防護墻”在加固。2010年5月9日，歐盟經濟與金融事務委員會(ECOFIN)的特別會議決定成立歐洲金融穩定工具(EFSF)及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M).EFSF與EFSM的不同之處是前者面向歐元區成員國，后者為整個歐盟服務。
　　
　　EFSF和EFSM被認為是缺乏法律基礎的，其運行是臨時性的，因此，2011年3月11日的歐元區峰會決定成立永久性的歐洲穩定機制(ESM).3月24-25日的歐盟峰會為此而特意修改了《歐洲聯盟運行條約》(TFEU)第136條。2012年2月2日，歐元區成員國駐歐盟大使在布魯塞爾簽署了ESM條約，10月8日正式開始運轉。
　　
　　ESM被認為是歐洲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一放貸額高達5000億歐元的“防火墻”今后將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五，德國和法國在大多數問題上能步伐一致。法國總統薩科齊在任時，與默克爾的合作如此默契，以至于一些媒體將他們兩個人的名字合二為一，稱之為“默克齊”。
　　
　　在奧朗德上臺之前，國際社會擔心，由于奧朗德在競選時表達了希望重新談判“財政契約”的想法，因此，他與默克爾的合作可能不如薩科齊與默克爾的合作那樣默契，但奧朗德當政以來的幾個月表明，在大多數問題上，德國與法國能步伐一致地發揮主導作用。國際經驗表明，在推動區域一體化的過程中，只要大國齊心協力，同心同德，就會出現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六，歐盟開始認識到加強經濟治理的重要性。歐洲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經濟治理得不到強化，從而為希臘等國在政府財政上“寅吃卯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機。
　　
　　痛定思痛。2010年9月，歐洲議會、歐盟理事會通過了一攬子加強經濟治理的規章制度。這些規章制度的核心內容就是通過強化財政紀律來達到加強經濟治理的目的。除了實施所謂“歐洲學期”以外，歐盟還引入了罰款制度，即歐洲最高法院可對違反有關規章制度的國家實施罰款。
　　
　　第七，“減記”實實在在地減輕了希臘的債務負擔。2011年10月，“私人部門參與”計劃啟動，私人部門(即債權人)同意為希臘的債務“減記”50%。后經艱難的談判，希臘與85%的債權人達成協議，將“減記”額度提高到74%。這意味著希臘的債務負擔可減少1000多億歐元。
　　
　　第八，歐洲中央銀行(ECB)將繼續發揮其積極作用。受法律因素的制約，ECB無法直接充當“最后的貸款人”，但可以在二級市場上發揮其作用。迄今為止，ECD已進行了兩次“長期再融資操作”：第一次是在2011年12月21日，為523家銀行提供4892億歐元、為期3年、利率為1%的的信貸；第二次是在2012年2月29日，為800家銀行提供為期3年、數額為5295億歐元的信貸。
　　
　　2012年9月6日，ECB宣布，它將通過實施“直接貨幣交易”，在二級市場上無限制地、有條件地購買提出紓困要求的國家的國債。這一決定宣布后，西班牙等國的國債收益率快速下降。一些國際媒體認為，這一市場干預實際上使ECB成了“準最后貸款人”，因而有效地避免了西班牙等國經濟形勢的惡化。
　　
　　第九，歐盟的反危機戰略正在發生變化。變化的核心是從片面強調緊縮到關注增長。在由IMF、ECB和歐盟組成的“三駕馬車”的要求下，希臘等國在陷入危機后立即實施了嚴厲的財政緊縮和經濟調整政策。但是，這些政策導致經濟停滯不前，而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則居高不下。
　　
　　令人欣慰的是，歐盟各國領導人已認識到，推動經濟增長是擺脫債務危機的最佳途徑，而“勒緊褲腰帶”則扼殺了經濟增長的動力。2012年6月28日，歐盟峰會通過了數額高達1200億歐元的增長協定。歐盟反危機戰略的這一轉向已開始奏效。
　　
　　第十，中國和其他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已經并將繼續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在第十四次中歐峰會上，溫家寶總理表示：中方已經做好了加大參與解決歐洲債務問題力度的準備。第十五次中歐峰會公報中有這樣的文字：中方重申將繼續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相信歐方正采取適當措施應對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其他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也表達了為歐盟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的愿望。
　　
　　但是，不容否認，歐洲債務危機的前景也面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不利因素：
　　
　　第一，銀行業已受到債務危機的不良影響，西班牙的情況尤為嚴重。債務危機不僅影響了實體經濟，而且還損害了銀行業的穩健度。一方面，銀行因“減記”70%以上的希臘國債而蒙受巨大的損失；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的萎靡不振也損害了銀行業的活力和利潤率。據路透社報道，受歐洲債務危機影響，2011年歐洲四大銀行的虧損高達80億歐元。法國農業信貸銀行行長讓-保羅·史弗萊認為，目前是“1929年以來最艱難的時刻”。
　　
　　第二，債務危機的社會成本不斷加重。在理論上，希臘等國的政府應該在危機時期實施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但是，由于“三駕馬車”竭力主張陷入危機的國家將“勒緊褲腰帶”作為獲得紓困的條件，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被迫大大削減用于社會發展的公共開支。此外，公共部門也被壓縮，從而使失業率進一步提高。
　　
　　由此而來的社會成本十分高昂。在失業率節節攀升的形勢下，低收入階層的生活質量每況愈下。西班牙一些地方的政府已要求超市的垃圾箱上鎖，以防止窮人食用來自垃圾箱中的不潔食品后罹患傳染病。而此伏彼起的示威游行既影響了生產活動，也使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日趨緊張。
　　
　　第三，歐盟成員國之間在一些問題上還有分歧。德國希望希臘等國痛定思痛，實施有力的改革和財政緊縮，一勞永逸地根治危機。而法國則認為不應該為了壓縮政府財政開支而犧牲經濟增長。德國希望以此債務危機為契機，克服此前歐盟一體化進程中出現的所有問題和缺陷。而英國等國則認為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推進不應該傷害各自的主權。眾所周知，尤其在如何構建銀行業聯盟、能否發行統一債券、如何處理緊縮與增長的關系等重大問題上，德國、法國、英國、捷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分歧非常明顯。
　　
　　第四，世界經濟復蘇乏力。歸根結底，擺脫債務危機的最佳手段是加快經濟發展。然而，歐洲債務危機制約了世界經濟的復蘇，而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則非常不利于歐洲債務危機的解決。
　　
　　第五，希臘等國的經濟難以在近期內走上良性增長之路。雖然愛爾蘭經濟已擺脫了負增長，開始出現正增長的勢頭，但希臘和葡萄牙的經濟尚未見到“隧道盡頭的亮光”。此外，西班牙的失業率已大大超過20%。這一切都是國際社會的擔憂之處。
　　
　　綜上所述，歐洲債務危機的前景面臨著不少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但總的說來，有利因素似乎居于主導地位。因此，我們不應不顧事實地唱衰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