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以來，各類金融市場呈現出動蕩加劇的態勢，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股市、匯市和債市更是呈現出不穩定的態勢。
　　
　　由此，不少市場人士認為，繼美國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之后，第三輪經濟危機正在逼近，而這一次以亞洲國家為主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將會成為此輪危機的風暴中心。
　　
　　第三輪危機真的會來嗎？如果真的來了，中國能否再一次獨善其身？
　　
　　三只靴子
　　
　　實際上在此次金融市場逆轉之前，金價（1297.70,11.50,0.89%）連續兩個月的下挫已經表明投資者資產配置風向的轉變。
　　
　　這一變化背后重要的原因無疑就是市場對于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調整、安倍主導下的日本政府加大經濟刺激的外溢效應，以及未來中國經濟走向看法的分歧加大，而這三只靴子最終以何種方式落地，就成為懸在市場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5月22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國會作證時明確地透露出美聯儲已經開始考慮逐步退出“量化寬松”，伴隨市場此前擔憂的第一只靴子落地，全球金融市場也開始了一波劇烈震蕩。
　　
　　其中日元匯率結束了近1個月的連續貶值態勢，由此引發市場對于安倍主導的“三支箭”為核心的經濟刺激政策效果的懷疑。
　　
　　如今，這一幕似乎又再重演，市場擔憂的第二只靴子似乎也正在落下。6月份以來，東南亞多個國家的股指紛紛進入下跌調整的態勢，除了人民幣匯率依然保持著對美元的升值態勢之外，其他亞洲國家貨幣的匯率均出現快速貶值趨勢，為此印度、印尼、泰國等國已不同程度地開始主動干預匯率。
　　
　　但6月20日美聯儲會議之后，伴隨伯南克向市場明確了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當日東亞股市隨即再次全線大幅下跌，匯率貶值趨勢也進一步加重，印度盧比對美元甚至暴跌至歷史新低，一度逼近60附近，顯示以亞洲為主的新興市場國家面臨了更大的資金外流壓力。
　　
　　五個理由
　　
　　大風起于青萍之末，當前亞洲金融市場的動蕩，是否就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重演呢？
　　
　　筆者的看法是尚不能得出這一結論。理由主要有：
　　
　　第一，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亞洲國家的家底更加厚實。按照IMF的測算，上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和發展經濟體的外債占GDP的比重曾高達40%左右，而當前這一比重僅有24%；而筆者觀察了部分亞洲國家的外債占外匯儲備的情況，除了印尼、印度和韓國之外，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中國臺灣等地區的外債規模均遠遠低于其外匯儲備的規模。
　　
　　第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強勢美元，日本政府需要日元匯率的貶值，而多數亞洲國家執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因此，當日本政府主動貶值時，其他國家的匯率相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值壓力，進而削弱了其經常項目的順差保持；如今大多數亞洲國家的匯率政策已經轉為更具靈活性浮動匯率政策，相應各國政府的政策空間更大。
　　
　　第三，當前全球產業鏈條的結構與亞洲金融危機時發生了較大變化，中國的需求和海外投資已經成為亞洲的重要穩定器，目前除香港之外的亞洲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出口額高達1萬億美元，而在上世紀90年代，僅有不足1000億美元；另外，目前中國的對外投資余額已超過5000億美元，其中七成在亞洲，而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對外投資僅僅不足10億美元。
　　
　　第四，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國家就一直致力于區域內的金融協調機制的建立，并最終在2000年5月4日，中、日、韓與東盟10國在泰國清邁簽署了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的協議，即“清邁協議”，目前清邁倡議多邊化正式簽約總規模在2000億美元左右。
　　
　　第五，目前美國正在加大其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布局，同時美國正在主導推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也需要亞洲經濟的穩定性，此點也與上世紀90年代有所不同。
　　
　　因此，從目前亞洲國家的自身抵御風險能力（自救能力）、區域協調機制（互救能力）、中國的穩定器作用和美國的戰略需要，均對亞洲地區的金融穩定提供積極支持。
　　
　　當然，危機的再次避免，并不代表市場的風平浪靜，而目前美國經濟復蘇強勁、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接近尾聲，同時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已進入快速階段，在這些多重因素的影響下，投資者的資產配置策略必然發生改變，而在新平衡形成之前，全球仍處于特殊恢復時期，相應金融市場不斷增強的波動性則就變成了一種常態。
　　
　　中國：外部的風險遠小于內部風險
　　
　　對于中國而言，近期外圍市場的不穩定性對中國形成了雙重影響，有利的一面是中國可以借此契機，通過資本輸出、區域間金融互助、人民幣跨境結算等渠道，不斷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運行中的配置權。
　　
　　但市場的動蕩必然帶來跨境資本流向的變化，進而必然對中國金融市場自身的穩定性產生影響，同時也加大了決策層宏觀調控的難度。
　　
　　目前中國高達3.4萬億的外匯儲備無疑是中國經濟的一個安全墊，因為目前中國的外債規模僅為7370億美元，雖然其中七成左右是短期外債，但短期外債占外儲的比重僅為16%，遠遠低于亞洲金融危機前50%的比重。
　　
　　因此本次與亞洲金融危機時一個最大的不同，這一次中國來自外部的風險遠遠小于內部風險。
　　
　　目前包括政府、企業和居民在內的非金融部門的債務總規模已經超過GDP的2倍，而按照國民收入構成測算，三部類的債務余額與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40%、350%和60%，其中除了政府部門的比重沒有太大變化之外，企業和居民的比重分別較2007年上升了100%和20%。
　　
　　因此，中國經濟杠桿率的快速上升是個不爭的事實，而以往的經驗顯示，一個經濟體杠桿率的短期內快速上升，將導致其內部金融脆弱性增大。
　　
　　總理的藥方
　　
　　如何盡力防止未來不利因素向國內的傳導，甚至把不利變為有利，則是讓中國安全度過當前的經濟特殊恢復期的關鍵，而其中的“牛鼻子”就是如何將快速提升的經濟杠桿率以適當的方式得以緩解。
　　
　　對此，顯然決策層已有清晰的認識，已經多次強調“嚴守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而近期銀行間市場資金價格的連日上升，許多人士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央行的不做為。
　　
　　但如果將視角擴展至上文論述的語境中，那么相對就會得出一個不一樣的結論：明年美聯儲結束量化寬松政策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在這樣的環境下，最先受沖擊、最易受沖擊、受沖擊最大的一定是杠桿率較高的經濟體，回顧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泰國、印尼，情況就是這樣。
　　
　　因此，雖然目前銀行間市場資金面緊張，資金價格連連飆升，而且央行也有能力改變這個局面，同時央行的職能之一就是維護金融穩定，但為什么市場心中期盼央行的動作沒有出現呢？央行又在擔心什么？
　　
　　有一點可以肯定，央行一定不愿意面臨它無力改變局面的出現。對于當前金融市場，李總理在最近一次國務院會議上已經說得十分明確：“在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穩定性、連續性的同時，逐步有序不停頓地推進改革，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經濟轉型升級，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更有針對性地促進擴大內需，更扎實地做好金融風險防范。”
　　
　　而如何按照李總理開好的藥方，抓好藥、吃好藥，才是當前中國經濟需首要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