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月6日上午消息 《華爾街日報》報道，1987年股市崩盤之后不久我就來到了《華爾街日報》的華盛頓分社。從此之后，除了在柏林分社擔任過一任社長之外，我一直在這個位置追蹤全球經濟。
　　
　　回顧過去的這四分之一世紀，有四個意外特別值得一提。
　　
　　美國中產階級的總體狀況并沒有改善
　　
　　在1998年出版的一本書中，針對美國即將迎來各階層同享繁榮的時代而且中產階級將由此得到提振的觀點，我與同事戴維斯（Bob Davis）進行了一番爭辯。我們都錯了。在信息技術的潛力這方面，我們的看法是對的，但我們曾認為，贏家和輸家之間的差距將縮小，但這并沒有發生。
　　
　　商品和服務的人均產出自1987年以來已經上漲了45%。這一漲幅已經不小，但相比之下，這只是之前26年（1961年-1987年）90%的漲幅的一半。
　　
　　對于中產階級來說，過去的這四分之一世紀看上去沒那么好。中位家庭（從統計角度來說位于中間的家庭）的現金收入勉強趕上了通脹的步伐。在醫療保險和其他非現金福利方面，漲幅則大得多。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是：經通脹調整后，典型的全職工作者2012年的收入（49,398美元）相比1987年（50,166美元）有所減少。因為有更多女性接受教育，并獲得了收入更高的工作，女性的總體狀況得到了改善：中位收入上升了16%。
　　
　　錢都去哪兒了呢？大得超過比例的一部分進到了這些家庭的口袋：最富有、受教育程度最高、夫妻雙方都是專業人士以及華爾街和硅谷的贏家。技術和全球化最青睞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金融業的崛起讓一些人大賺了一筆。幾乎所有領域的頂尖者收入的漲幅都高于中間人士。
　　
　　采用不同的測量方法得到的差異程度有所不同，但趨勢相當明朗：最新的人口普查局數據表明，收入最高的5%家庭獲得的稅前收入的比例從1962年的15.7%上升到1987年的17.2%，2012年為21.3%。高收入人群的稅率較高，再加上底層人士的福利提高，令這一趨勢有所緩和，但財富再分配手段并沒有抵消令不平等趨勢擴大的的市場力量。
　　
　　中國發展太快了
　　
　　浙江一軋鋼廠的工人中國是個經濟奇跡。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是這樣說的：美國在發展最快的時候，每30年令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一倍，而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差不多每10年將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一倍，而且中國這一成就是在沒有沿襲美國發展模式的情況下取得的。
　　
　　1987年，亞洲最大的經濟威脅是日本。中國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增長，但當時幾乎沒有人能預見這種噴射式增長能持續多久。薩默斯不久前說，中國超高速增長期已經是世界上典型增長期的三倍長，也是有史以來最長的。
　　
　　他對中國能否維持這一高速增長態勢持懷疑態度，他或許是對的。但這并不能讓中國令世人側目的成功為之減損：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估計，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讓5億人口脫離了貧困。
　　
　　911恐怖襲擊沒有給經濟造成更持久的不利影響
　　
　　曼哈頓世貿中心塔樓頂部濃煙滾滾。2001年9月11日幾架飛機撞上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時，我們都知道美國將永遠不再是原來的美國了，事實也確實如此。911恐怖襲擊引發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引發了以前人們不會容忍的政府監控，引發了機場配備各種安檢篩查設備。
　　
　　當時，安保的加強似乎將成為經濟中的害群之馬。這樣做不僅麻煩多多，而且代價不菲，很難說加強安保是否值得：沒有人知道有多少恐怖分子被機場和辦公樓的安檢點嚇退。
　　
　　但看看整個經濟，很難說911恐怖襲擊對生產率造成了損害。911恐怖襲擊以來的這12年，每小時生產率每年上升2.1%；在那之前的12年，每年上升2.2%。事實證明，相比生產率的小幅下滑，升級的安保對其他方面影響更大。
　　
　　美國在金融風暴面前竟如此脆弱
　　
　　一名男子離開雷曼兄弟總部。1987年，大部分經濟學家和決策者達成的為數不多的幾項共識之一是，美國將永遠不會再受到類似于大蕭條這種事情的威脅。當時他們認為，我們很聰明，不會讓這樣的事再次發生。1987年的股市崩盤更強化了這一認知；持續的經濟損害很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也是如此，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破裂也是如此。
　　
　　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相信并讓其他很多人相信，發生金融危機后收拾殘局比試圖阻止危機的發生更好。
　　
　　這種看法是錯誤的。2007年-2009年的金融危機粉碎了這樣一種錯誤觀念：美國擁有一個監管良好、管理良好的金融體系，或美國可以消化金融打擊。事實證明，整個金融體系是一座建立在全美房價永遠不會跌的錯誤假設之上的紙牌屋。
　　
　　由于政府的激進政策，我們避免了大蕭條2.0版，但經濟此后經歷了最嚴重的衰退。目前失業率高達7%，仍處于曾經只有在衰退中才會看到的水平。此外，在金融體系再次受到考驗之前，沒有人能夠肯定監管實踐和商業實踐的改變足以避免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