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守門員說：“守門不值一提，我關心的是怎么去進個球。”那真正值得擔心的，該是這個球隊的防守了。這聽上去有些不可思議，但還真有這樣心有旁騖的經濟守門員，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美聯儲主席耶倫。在本月FOMC議息會議后的新聞發布會上，耶倫坦言5月2.1%的美國CPI同比增幅只是微不足道的“噪音”。耶倫的假鷹真鴿，并不令人意外，倒是對央行[微博]維持物價穩定的核心目標如此不上心，讓人大跌眼鏡。看金融市場隨后的走勢，耶倫的“噪音論”加大、而非削弱了市場對通脹的擔憂。
　　
　　把耶倫和市場的分歧放在一邊，先來分析下這個冷了很久的問題：通脹會帶來的威脅嗎？短期來看，全局來看，應該不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微博])的預測，今年全球通脹率預期值為3.49%，不僅連續第四年下降，絕對水平還低于1980年至2013年11.88%的歷史均值、新世紀以來3.98%的平均水平、以及2008年至2013年4.09%的危機時期水平。當前，發達國家通脹絕對水平基本較低，新興市場國家雖然較高，但相對而言，大多數都沒有突破其歷史均值，也都明顯低于危機以來平均通脹率。就現狀而言，全球物價水平還是較為穩定的。
　　
　　而就未來而言，短期內全球整體通脹也難以構成威脅。關鍵原因在于，危機后的通脹是經濟現象，在全球經濟弱復蘇成為新常態的背景下，物價難有普遍上行的動力。造成這種弱復蘇新常態的根本原因是“多元化退潮”，即筆者多次強調的“發達國家向上、新興市場向下”的經濟趨勢錯位，鑒于全球經濟近十多年來特別是本次危機之后，已形成了對新興市場增長貢獻的路徑依賴，且新興市場對全球的增長貢獻明顯強于發達國家，所以，“多元化退潮”勢必削弱全球經濟的增長動能。根據著名經濟學家羅格夫和萊因哈特今年1月對危機持續期的大樣本研究，危機在發達國家的平均持續期為7年，在新興市場則是10年，考慮到次貸危機的起點，這意味著2014年至2017年恰逢發達國家走出危機和新興市場仍在危機的周期錯配，弱復蘇勢必成為新常態，全球性通脹只是偽命題，甚至可以說，全球通縮壓力一段時間內還將大于通脹壓力。
　　
　　再來聚焦美國。如果說物價壓力分為通縮和通脹兩端，那么，全球以及大部分主要國家都位于通縮壓力一側，但美國卻正滑向通脹壓力一側。即便美國當前通脹率并不高，且美聯儲格外關心的PCE指標(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還不到2%，美國的通脹壓力還是存在的。原因在于：其一，美國通脹上行具有廣泛行業基礎，看5月CPI結構數據，食品、住宅、交通、醫療和教育領域物價上漲較為明顯，只是IT相關行業的物價同比下降；其二，美國產出缺口正顯著下降，據IMF預測，今年美國產出缺口將從去年的4.13%下降至3.27%，明年將進一步降至2.24%，產出缺口越小，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就越小，通脹效應就越大；其三，市場的通脹預期已顯著上升，特別是耶倫愈發明顯的鴿派特征更提升了市場對通脹上行加速的預期。
　　
　　總結一下，全球性通脹的實質威脅并不存在，而美國潛在通脹壓力是有的，但目前來看，直接變成復蘇新危險的可能性也不大。但筆者以為，通脹問題在非全局層面、非美國層面，特別是在結構層面的風險不容小視，而把通脹視作“噪音”更非常危險。
　　
　　首先，“噪音”在某些局部也是強音。眼光不能只放在全球和美國。據IMF預測，在186個有統計的國家里，今年有80個國家通脹率預估值高于3%的警戒線，有59個國家高于5%，有14個國家高于10%，存在惡性通脹風險。委內瑞拉、伊朗、蘇丹和白俄羅斯的通脹預估值高達50.69%、23%、20.4%和16.8%。IMF沒有給出對阿根廷和烏克蘭的通脹預測，這兩國也都處于惡性通脹狀態之中。
　　
　　其次，“噪音”中藏著結構性危險。雖然通脹很難變成全球現象，但結構性威脅還是很大的。通脹的分化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美國和全球出現分化；二是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之間的分化進一步加劇，絕對通脹風險依舊主要集中在新興市場；三是新興市場內部分化明顯，如本幣貶值、經濟快速下滑和地緣政治動蕩未能得到抑制，部分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存在滑向惡性通脹的危險。通脹的結構性分化將帶來諸多問題，包括美國內視性政策和全球經濟復蘇需要的背離，全球政策內生沖突加大，國際資本流動波動性增強，新興市場整體風險加大等。
　　
　　再次，“噪音”很容易導致躁動。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危機后，通脹“噪音”曾出現過一次，2010年至2011年，多國通脹率上行，盡管后來的事實表明，當時的通脹壓力既不具有全局性，也不具有持續性，但除美聯儲之外，幾乎所有主要央行都快速調整了貨幣政策，這種躁動不僅帶來了市場混亂，還抑制了經濟復蘇，最終導致二次探底，全球貨幣政策被迫再度轉向。從這一段歷史經驗來看，需高度重視、仔細剖析“噪音”，而不是像耶倫那樣視若無物。
　　
　　此外，“噪音”和其他“雜音”混音后有增幅的可能。盡管目前通脹是結構性現象，不是全局性現象，但“噪音”也不是全然沒有變成主音的可能。另外，同時出現的一些經濟“雜音”有提振通脹的效應。例如，多元化退潮導致全球化退潮，而全球化有降低長期通脹中樞的重要作用，退潮恐將抬升通脹中樞；再如，當前地緣政治動蕩頻發，大宗商品市場，特別是原油市場上行壓力較大，如果地緣風險突然集中爆發，全球物價上行壓力恐將同步加大。
　　
　　最后，不被監聽的“噪音”很危險。不管是不是“噪音”，通脹始終都應是央行監管的首要目標。從拋出“噪音論”就能看出，耶倫領導下的美聯儲已出現了幾個危險傾向：偏離核心政策目標，對自身所謂的經濟預測能力和政策把控能力過度自信，表現出極其短視的一面，缺乏對央行長期職能和傳統智慧的理解和認識，缺乏對長期風險和市場心理的考慮和統籌。這些危險傾向威脅著美國經濟，也威脅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