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危機總是孕育著大變化,或者大機遇。在美國人開啟美元印鈔機救市之后,懷揣著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馬上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喊話”。3月23日,他撰文呼吁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范圍,創建一種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單位。簡單說,他呼吁重建一種美元以外的“世界貨幣”。

　　第二件事,3月2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2020年上海要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

　　這兩件事背后意味著一件事:中國人要做美元的主,人民幣要“亮劍”。接受《華夏時報》采訪的一位專家表示:“這無疑是為中國在G20峰會上加大話語權,中國的人民幣地位將得到提升是不可避免的事實。”

　　3月24日晚,美國總統奧巴馬回應了,“我認為沒必要設定一種世界貨幣”,“美元現在特別強勁”。同時,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響應奧巴馬,表示捍衛美元作為全球最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

　　不過,僅僅表態是無力的。俄羅斯接著中國也宣布,將在4月2日倫敦的G20會議上提議,創立新的全球儲備貨幣,以避免美元波動對全球金融體系構成災難性沖擊。

　　除了周小川,財政部長謝旭人也表示:“要完善國際金融組織體系,改革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并加快推進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建設。”而周小川一連發表三篇論述,其實是戰斗的檄文。但是,周小川要獲得“世界貨幣先生”的稱號,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完成這個過程的平臺,或許就是中國的全球金融中心——上海。

　　很多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在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不僅可以發行人民幣債券,還可以發行外幣債券,不僅可以發行本土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債券,也可以發行海外企業的債券。

　　實際上,上海早在準備確立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要把上海建成“資金運營中心”。“單對金融機構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我們歷來沒有積極性,不鼓勵,不反對。”一位上海金融辦人士介紹說。盡管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并不表示人民幣就能成為世界貨幣,但人民幣地位提升是指日可待的”,上海陸家嘴一位稱自己捏著“人民幣基金”的創投公司總經理說。

　　《華夏時報》記者采訪了解到,早在去年下半年溫總理到上海考察時,也就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最為嚴重的時刻,上海已經得到了一個承諾。

　　一個更耐人尋味的事件是,香港特首曾蔭權在3月24日回應周小川的提議稱,如果人民幣變為可以完全自由兌換的貨幣,香港可能考慮港元與人民幣掛鉤。

　　為什么是上海？

　　“在4月2日G20國峰會召開前,國務院批復上海到2020年建立國際金融、航運雙中心的目標,顯然有其深刻用意。”3月27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一位匿名人士對《華夏時報》稱。

　　“原來上海自己提國際金融中心時,就說是國家戰略。這次由國務院確認,實在不容易。”上海社科院科研處處長權衡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其實早在去年下半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到上海考察期間,就對上海有所許諾。”3月26日,上海一位政府部門人士告訴本報記者,當時在上海市政府部門之間已經流傳著一個消息,就是中央不久之后會對上海出重大利好政策。

　　本周,就在周小川發表建立超主權貨幣體系文章后,國務院“及時”通過了上海要建“雙中心”。究其意義,權衡認為,在“雙中心”中,建成與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的內在要求。

　　對于國際影響,權衡認為,上海早前醞釀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時,并沒有預期和考慮到金融危機,而這次向國家上報建設兩大中心,則是考慮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從戰略上考慮,兩大中心的建設,正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業和航運業的影響。

　　但為什么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是上海,而不是北京、深圳或香港？

　　中國城市經濟研究所秘書長劉維新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上海兩大中心的建設并不會對北京、深圳的金融中心建設產生影響。

　　他分析,上海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是遠東經濟金融中心,因此上海提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是順理成章的事。天津、深圳、重慶等城市提出要成立金融中心,只是區域金融中心;北京雖然集合了金融決策機構和大型金融機構總部,但北京只能充當金融決策中心,而無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因為國際金融中心須要有兩個先決條件:物資結算和貨物交流,這兩個條件北京都沒有;與香港比較,他認為上海建設兩大中心不會和香港產生沖突,相反兩個金融中心會并駕齊驅。

　　劉維新還表示,上海要建設兩大中心,可能用不了十年,在應對完金融危機之后,上海在兩大中心建設上速度會很快。

　　對于上海的優勢,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有三點:首先,中國的資本市場在上海;第二,銀行間債券市場在上海,還有黃金期貨交易所、外匯交易所;第三,上海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相當高,中外資金融機構大多集中在上海,其中資本市場更是重中之重。

　　在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上海不僅可以發行人民幣債券,還可以發行外幣債券,不僅可以發行本土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債券,也可以發行海外企業的債券。另外,上海也有與世界其他金融市場聯動的優勢,此前都有與香港、倫敦、紐約、東京的資本市場聯動的先例,之前曾有東京證券交易所準備在上交所上市的新聞,這些都證明了上海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所擁有的雄厚條件。

　　人民幣何時自由兌換？

　　具備最好的優勢,但是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還有無法逾越的障礙。

　　其一是上海本身面臨的制約因素。

　　連平認為,首先上海的資本市場融資功能仍然不夠,國內企業融資主要通過信貸,銀行信貸融資比重達到82%,這意味著資本市場仍需大力發展。另外則是要解決銀行信貸資金的跨區域流動,上海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首先要解決長三角地區的資金自由流動。

　　2020年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是一個目標,但是這是一個定性的目標還是定量的目標還不清楚,因此還有待細則出臺。

　　其二,是國內貨幣流動政策對上海的制度性障礙。

　　“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是上海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最大的制度阻礙。”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徐明棋認為。徐明棋說,事實上,因為現代金融的特點就是貨幣的自由流通,而金融中心的基礎條件則是能夠成為全球貨幣及其它金融服務的交易平臺。所以上海想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就需要首要解決一件事情:一定要爭取將人民幣貿易結算中心放在上海。因為“一旦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成為國際貨幣,那么,上海將更有優勢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中心”。

　　徐明棋分析,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否會誕生？可以利用該機會推動以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的結算貨幣,提高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地位。目前,在國際多邊貿易中,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國際貿易結算貨幣,這就決定了美國此次金融危機對世界實體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有其必然性,金融危機爆發從根本上反映了單極貨幣體系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

　　徐明棋如此的分析,將上海建設全球金融中心,和周小川呼吁世界貨幣這兩個事件結合到了一起。

　　“世界貨幣”第一站？

　　上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分析人士對《華夏時報》記者稱,“國家批復上海建立國際金融航運中心,無疑是為中國在峰會上加大話語權,中國的人民幣地位將得到提升是不可避免的事實”。

　　但人民幣能被提升到“世界貨幣”的角色嗎？如果人民幣的目標是要成為“世界貨幣”,其間第一站,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作為內地金融中心與香港離岸國際金融中心的貨幣對接。

　　香港的態度是積極的。3月23日,周小川呼吁建立一種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單位時,香港方面第二日就發表言論響應周小川。香港特首曾蔭權在3月24日稱,如果人民幣變為可以完全自由兌換的貨幣,香港可能考慮港元與人民幣掛鉤。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對此提示:“注意,前提是人民幣變為完全自由兌換的貨幣,從目前形勢看,港元和美元的聯系度越來越低,上海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兩地金融中心資本往來密集,但雙方經貿往來受匯率影響很大。近年來人民幣保持穩定保值的走勢,港元掛鉤人民幣將是長期方向。”

　　一旦人民幣成為自由兌換貨幣,這意味持續超過25年的港元掛鉤美元的時代將結束。

　　經濟危機帶來美元貶值,港元對美元的信心已經發生變化,港元掛鉤人民幣的時刻是否已經到來？奚君羊分析,“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基礎是國家實力,有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具備開放基礎,同時,需要放開人民幣兌換政策,逐漸放開外匯限制,取消攜帶人民幣現金進出境限制,推進境內外人民幣資本投資項目,對境外實業投資公司投資額度開放,推進境外周邊國家廣泛使用人民幣貿易結算”。

　　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的前提,是需要龐大的人民幣結算機構,“人民幣結算機構設立的緊迫性,要求上海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先成為國際貨幣結算中心,加快發展貨幣互換和人民幣結算業務”。

　　奚君羊說,人民幣成為自由兌換貨幣之后,將在區域內代替美元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加快中國與周邊國家貿易往來,增強東南亞經濟區域一體化,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可避免中國外貿出口受到匯率不穩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