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在即，人民幣升值又成為話題。聯系到最近陸續有來的貿易摩擦，自金融危機以來有關經濟不均衡而引發危機的爭論，以及眼下有關人民幣幣值或明或暗的言論，都會引發市場聯想。在這種特殊的語境中，加上外界對人民幣匯率決定機制的疑慮，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總是充滿著并不是空穴來風的期待。

　　從理論上講，貨幣作為交換媒介與計價、結算工具，它本身并沒有價值。因此，不同貨幣之間的比價即匯率，總是與貿易連在一起。世界各國的貨幣之所以會發生關聯，原因就在于不同國家產品與服務之間的貿易往來。用本國貨幣買不到別國產品，只有將本國貨幣按一定比例換成別國貨幣后才能買進該國產品。因此，匯率之爭實質上就是貿易之爭，匯率沖突無外乎貿易摩擦的具體表現形式而已。

 　　2007年源自美國的次貸危機，最后演變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雖然對危機的成因有多種解釋，至今也沒有達成共識，但貿易不平衡問題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其中，中國對美貿易的巨大順差成了美方的說辭，由此而來的貿易摩擦，正在對經濟復蘇的前景產生微妙而復雜的影響，給復蘇之路投下了一抹陰影。全球貿易再平衡，也將使得中國在貿易和匯率問題上面臨來自外部的壓力。不過，如果從政治角度來解讀貿易與匯率，我相信其結局一定會令人失望。

　　撇開政治考量與意識形態紛爭，我們可以從經濟邏輯上做以下推理：為什么人民幣會升值？因為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增加了。為什么對人民幣的需求會增加？因為市場對中國生產的產品的需求上升了，以致他們需要更多的人民幣才能使交易得以完成。為什么對中國的產品需求上升？因為中國產品價廉物美。結論是人民幣之所以升值，是因為中國的產品有競爭力。

　　有競爭力的產品不僅不會失去消費者，相反其市場會越來越寬廣。但人民幣升值，也就意味著用外幣計價的中國產品在國外的售價會上漲。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這會抑制中國產品的市場銷售。因此，人民幣升值，不僅沒有獎賞價廉物美的中國產品，反而使其受到懲罰。這真是匪夷所思。而這正是逼人民幣升值的理由與邏輯。不過，這種邏輯是單向的，其中的思維顯得有點粗糙。原因在于雖然人民幣升值，但不一定會抑制市場對中國產品的消費需求。關鍵要看消費者對中國產品需求的價格彈性，即消費者對價格變化的敏感程度。

　　2008年數據顯示，美國最大的進口國是加拿大、中國、墨西哥、德國、英國等，而其中，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逆差金額相當于逆差排名二、三、四、五的四國之和。在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中，以普通機械（辦公設備、音響等）、電器機械、紡織服裝、家具、金屬制品占比較大。而貿易逆差最大的也分布在這些行業。也就是說，中國對美貿易的主流產品的技術含量不太高，只要產品性能與質量有保障，加上低廉的價格，中國貨基本上無往不勝，很難找到有同樣性價比的替代品。這也是人們得出“人民幣升值并不會使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收窄，美國消費者只會在進口商品上付更多的錢”這個結論的理論依據。

　　美中之間巨大的貿易逆差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從美國進口太少。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其直接根源在于美國并沒有發揮其高科技產業的比較優勢，因為美國一直對中國實施高技術限制與封鎖，這無形中阻礙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

　　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摩擦還常常與補貼粘在一起——中國動用大量資財補貼出口企業及其產品用于出口美國。用自己的錢補貼出口產品，讓美國消費者享受價廉物美的優質生活，實際上這是“胳膊往外拐”。這樣做，雖然短期內能保持一些出口企業的就業機會，但長期來看，明顯得不償失。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國人不會這么蠢。

　　因此，無論從理論分析的角度，還是從經濟實踐的角度看，美中貿易不平衡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人民幣匯率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即使人民幣升值，其影響也是多向的，而且由此改變貿易不平衡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過，這倒提醒我們，生產價廉物美、高性價比的產品是立身國際市場的根本。結合我們自身的經濟結構與技術特征，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們應克服自身結構性矛盾，繼續擴大內需，促進產業升級，提高人力資源素質，把發展潛力轉化為現實的經濟發展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