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130名國會議員致信蓋特納和駱家輝，要求奧巴馬政府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這些議員還建議對中國輸美產品征收反補貼稅。這可視為對人民幣匯率發動沖鋒的又一次刺耳的喇叭聲。這也預示，人民幣匯率問題將成為今年乃至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們需要應對的焦點問題之一。

　　其實這一點，從奧巴馬此前的強烈“建議”和境外媒體在溫家寶總理記者會上的過度關注即可看出。美國這100多位議員群情洶洶，也實在是對溫家寶總理在“兩會”期間表態的正常反應。人民幣此番被拉出示眾，不過是前幾年那場“秀”的“強勢延續”罷了，其間雖拜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擾”，中斷演出兩年，但人民幣顯然從未“被忘記”過，一伺外部條件許可，馬上被嚴重關切起來，也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有專業人士在“兩會”前即表示，人民幣當前面臨的壓力要遠甚于當年“廣場協議”前的日元。當年逼日元升值，也不過美歐幾個國家嘀嘀咕咕搞動作；而現在希望人民幣升值的國家，倒是一抓一大把，頗有些“天下熙熙”的味道。

　　如果單從所謂“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出發，人民幣也真是應該從善如流，馬上升值，起碼能立刻耳根清凈起來。但遺憾的是，這個世界太復雜，許多時候，不借助繁復的西方經濟學模型運算一番，許多事情還真是難下定論，草率從之，甚至就有可能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西方經濟學最講究實證研究，具體到某種貨幣的匯兌水平是否合理，這么復雜的問題當然就更需要好好研究研究，這也才符合神圣的科學精神。

　　在這種科學精神光輝的指引下，對人民幣匯率高低的評論，奧巴馬律師顯然并不具有發言權方面的更大優勢，剛剛跳出來的這130位議員，從現有資料看，其專業方面的優勢也好不到哪里去。而已經進行過實證研究的中國人的結論似乎更應該被尊重。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研究成果，溫家寶總理已經在記者會上對外進行了詳細闡述，中國商務部、外交部的多位官員也在不同場合多次予以說明，在此無需本人贅述。需要引申一下的倒是實證研究成果背后的潛臺詞：匯率問題屬于國家主權范疇，甚至關系一些國家的核心利益。而在核心利益面前，他人毋庸置疑。

　　其實在這點上，美國人做得比全世界其他國家都更為出色——該貶值的時候，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反對，美元也照貶不誤；該升值的時候，即使全世界都肝兒顫得要碎，美元也不會眨一下眼。而這也恰恰是一個國家現代了、成熟了的最重要的標志吧。對美國人的成熟，英國人是最有發言權的。不久前，英國《星期日電訊報》即刊文送給美國一個足夠光輝的帽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貨幣操縱國。該文也因此認為，美國沒理由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說三道四。

　　中國人遠沒有英國人直白；中國人在對外交往中，大多以溫婉、謙和待人。但世界走到今天，尤其是連博客都開始“進化”成微博的時代，說話辦事還是簡單、明快一些為好，因為目下似乎已沒人愿意耗費腦筋尋思謙和背后的深遠含義了，含蓄得太多，反而更易惹人猜疑。

　　當前最應該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告訴世界的是，人民幣匯率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之一。既然是核心利益，理所當然不能被用來交易。如果人民幣匯率問題在壓力下最終被利益交換，甚至白送出去，那也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在中國，沒有什么不可以交易，也就等于間接承認，中國就根本沒有什么核心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壓迫人民幣升值，倒真不愧一個一石兩鳥的好計策：既能從人民幣的最終升值中討得巨大的戰略性便宜，也徹底摸清了中國的戰略底線。

　　一個不能否認的現實是，隨著中國的發展，其核心利益的范疇會而且也必須會遠遠大于此前的各個歷史時期。一個積貧積弱的老大帝國的核心利益與一個欣欣向榮的全球性大國的核心利益肯定大有不同。在理性經濟人面前否認這一點，不但徒勞，而且虛偽，更易激起猜忌、不安和警惕。清清楚楚地把自己的核心利益、核心關切告訴世人，告訴他們在這些問題上不可談判，這表面上看似乎硬化了外交彈性、擠壓了回旋空間，實際反而有利于談判雙方在更新、更廣闊的空間尋求對話和合作。

　　此前，在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時，有港媒評論員認為不排除中國政府將人民幣匯率與他國進行戰略性交換，比如與臺海問題、藏獨問題等掛鉤進行一攬子解決。對此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是，這種想法是天真的。姑且不論這些問題能否一勞永逸地解決，只要一個國家的核心利益進入交換程序，其核心利益的價值也就隨之煙消云解——可交換者皆非核心價值，這就像生命的寶貴性皆體現于其唯一性一樣。

　　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人民幣的升貶并非問題結癥所在，何時升貶、怎樣升貶、希望升貶達到怎樣的目的才是關鍵，即是否以我為主才是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價值所在。因此，外部的逼迫真的無益于問題的解決。在此背景下，外界如果仍一味施壓，那只能讓人理解為是在為自己后續的逆潮流之舉找一個替罪羊罷了。就此層面而言，對隨之而來的“后人民幣匯率時代”，倒不妨早作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