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能力，全球經濟體系大至可概括為三類，或稱為三個經濟世界。

　　第一經濟世界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發達國家。它們正處于相對經濟下降期，普遍存在結構性的巨大的通貨緊縮壓力。這些國家控制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它們在國際上的聲譽也使其更容易實施寬松貨幣政策。這就形成了它們金融結構的靈活性和寬松政策的對比，導致了實體經濟恢復能力遠遠低于金融市場恢復。由于在國內物價問題上會比發展中國家更晚面臨壓力，使它們可以較長地保持貨幣寬松政策，卻也給已經惡化的財政赤字雪上加霜，并產生了國內的社會矛盾。這些社會矛盾，也會從政治途徑轉入經濟和金融政策。以美國為例，寬松政策的最大收益者是銀行業和投資者，而存款人卻因為低利息政策損失很多收入，尤其是對于退休人員，他們的主要開銷用于食物、醫療和交通，而這些費用都是在寬松政策下漲得快的領域。

　　第二經濟世界即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金磚四國。這些國家本身具備較強的發展能力，加上前段時間全球寬松貨幣和財政政策，迅速恢復了經濟增長，并且寬松政策引起的資金大量流入這些國家，使其金融市場在2009年表現最為突出。但它們的金融體系不如西方發達國家深和廣，經濟迅速增長和資金大量流入也就加大了物價上漲的壓力。能源礦產出口國澳大利亞、巴西是最早實行控制流動性政策的——或提高利率，或控制外資流入。控制流動性政策的開始實施，也使這些國家超越于西方股市的卓越表現進入尾聲。隨著更多國家實行類似控制流動性的政策，而上述第一經濟世界還在相對寬松期，也就形成了政策的不協調和流動性的降速增長甚至收縮，使這些國家在仍然持續經濟發展的同時卻出現普遍的金融市場下滑。當發達國家的信貸系統本身就已無法良性擴張，同時發展能力強的國家又控制信貸體系，全球的總體信貸系統就面臨壓力，也就給通貨緊縮力量一個抬頭的機會，為全球金融體系產生持續的危機繼續提供了環境。

　　第三經濟世界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邊緣國家。它們的實體經濟無法與真正的發達國家相提并論，也不能和金磚四國等經濟發展能力強的國家同日而語，但它們的花錢方式卻和發達國家如出一轍。長期寬松的國際貨幣政策環境導致它們債臺高筑，無論是冰島還是希臘和南歐各國，都是不僅實體經濟恢復緩慢甚至倒退，金融市場也有更高的風險。加上它們影響世界主要貯備貨幣的能力有限，只要寬松環境稍微改變，就面臨經濟和金融危機的雙重壓力，財政危機就迅速演變為政府債務危機，為全球債券危機提供了導火索。當一個國家面臨嚴重的財政赤字時，能夠通過它本身的信譽向國內外的投資者發行債券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但這種手段是有限制的，控制國際儲備貨幣和金融體系的國家有更多的靈活性，而這些邊緣國家只能用財政緊縮的方式防止更大的債務危機。政府債券危機以及財政緊縮政策也會逐步影響到主流西方發達國家，從而最終改變至今仍然是寬松政策為主的格局。

　　發達國家的相對經濟發展弱勢和它們對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的控制權形成了對整個世界尤其是擁有較強發展能力的國家的制約。以美元為主和其他主要發達國家貨幣為輔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為全球提供了資金貯存的功能，當其他國家發展能力強并產生貿易順差，擁有主要儲備貨幣國家尤其是美國形成貿易逆差。現在，發達國家普遍強調降低貿易逆差以增加經濟增長，同時又要發行巨額債券來維持財務赤字。擁有較強發展能力的國家不得不降低對出口的依賴，擴大內需，如果它們在國內長時間持續寬松政策，就自然通過國際資金流動引入大量資金，加劇物價上升壓力和社會矛盾；如果為了對抗這些壓力而進入緊縮政策，經濟增長會受到限制，由此引起的信貸收縮會引起連鎖的負面效應。

　　在這種國際環境下，世界上對新的儲備貨幣的需求提高了。中國由于自身和國際的要求，將要轉入內需為主的經濟形式，中國在經濟上會給世界提供一個繼續發展的機會。如果人民幣是一個各國已經接受的國際儲備貨幣，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對中國出口而獲得的經濟增長和在人民幣的外匯儲備的好處，好過對于西方國家的類似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