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的危險舉動不僅將導致全球新一輪金融動蕩，也意味著可能出現全面的金融戰爭
　　
　　作為“量化寬松政策”的鼻祖，日本央行正在演繹一場新的全球金融戰爭。隨著前任央行行長白川方明任期結束，日本正式迎來了更為激進的“黑田東彥”時代。
　　
　　根據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會議決定，日本將提前啟動開放式量化寬松，每月增加購買7萬億日元，并以每年60萬億～70萬億日元的速度增加基礎貨幣，直至實現2%的通脹目標為止。從范圍看，日本央行的新計劃幾乎涵蓋了包括擴大國債購買規模、延長期限、增加風險資產品種、提前采用開放式購買計劃、強化通脹目標預期等所有選項，而從數量和規模上看，更是前所未有。如果按調整過的GDP計算，日本央行此番資產購買量相當于美聯儲當下所推量化寬松的2.2倍。美聯儲每月資產購買額度為850億美元，日本央行則達1870億美元。日本央行的危險舉動不僅將導致全球新一輪金融動蕩，也意味著可能出現全面的金融戰爭，中國必須在重點領域做好風險布控。
　　
　　為對抗通縮和出口斷崖式下滑，2013年初安倍上臺后，推行以大規模財政寬松和貨幣寬松為主要特征的所謂“安倍經濟學”。受日本政府大幅干預匯率影響，自去年底以來日元兌美元匯率跌幅達17%，日元指數下跌11.7%，為彭博加權相關指數追蹤的10個發達國家貨幣中跌幅最大。
　　
　　2011年以來，受外部經濟惡化導致對日本出口產品需求下降，以及福島核危機后啟動大規模原油進口，日本貿易逆差快速擴大。從近期日本進出口數據觀察，日元貶值尚未改善出口狀況。貶值后貿易量調整存在時滯效應可以用“J型曲線”描述，即一國貨幣貶值后，最初只會使貿易收支進一步惡化。與此同時，2013年2月，受日元持續走低的影響，日本液化天然氣進口高企，日本貿易逆差達7775億日元（約合81億美元），這是日本33年來首次連續8個月出現逆差。
　　
　　此外，通貨緊縮狀況也未有本質性改善。受制于人口老齡化、產業空心化以及資產負債表式衰退等結構性問題，日本長期通縮已成頑疾。自2011年以來，日本CPI與核心CPI當月同比基本為負值，2012年下半年以來更是連續7個月為負。數據顯示，1月日本CPI同比下降0.3%，核心CPI同比下降0.7%，離2%的通脹目標似乎還很遙遠。
　　
　　而今，黑田誓言把量化寬松進行到底，直至達到2%的通脹目標，不僅直接貨幣化國債，允許購買至少長達5年期的日本國債，甚至要購買更多的風險資產，如企業債、商業票據、ETF、REITS等，將央行貨幣政策目標直接釘住日元匯率，這意味著日元進一步貶值的空間已經被打開，并進入一輪貶值周期。與美歐量化寬松政策主要是債務貨幣化或壓低長期融資利率不同，日本央行的政策目標更加明確，就是采取貨幣貶值策略，主動推動本幣大幅貶值，這勢必加大全球短期資本的波動性，并可能引發全面的匯率戰。
　　
　　日本是亞洲許多國家的中間產品供應國，日元大幅貶值很可能引發與之貿易聯系密切國家政府的反彈，客觀上形成競爭性貶值態勢。受日元貶值影響，韓國等新興經濟體實際有效匯率不斷上升，相應出口狀況也隨之產生較大波動，今年1月份，韓國貿易順差大幅下降，巴西則由順差轉為逆差，印度貿易逆差也在擴大。如果日元繼續貶值將加大他國干預力度，促使大幅壓低本國匯率，而一旦亞洲貨幣展開匯率貶值拉鋸戰，勢必將以出口為導向的德國卷入其中，爆發全面匯率戰的可能性不可低估。
　　
　　在日元、韓元、歐元等主要非美元貨幣匯率都十分靈活的背景下，人民幣尚缺乏彈性，被動升值壓力非常大。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經創下19年來的新高，如果其他國家央行跟隨日元實施弱勢貨幣政策，人民幣卻還沒有做好匯率靈活調整抑或是適度貶值的準備，勢必對中國的經常項目賬戶和產業升級帶來巨大壓力，也會造成人民幣脫離均衡匯率被高估，加劇短期資本流入和資產泡沫風險。
　　
　　而更令人擔憂的是日元套息貨幣卷土重來，決定日元是否形成新一輪套息貨幣取決于以下因素：一是日元增加貨幣流通量的規模，二是日元資產收益率狀況，三是日元走勢以及日本貨幣政策和匯率干預政策。而當下，這些因素已經具備。在日本公共債務和央行資產負債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日元大規模寬松將進一步深化日元套息資本的地位，從而使日元的泛濫外溢更大空間地提升全球流動性。日元套利交易盛行國際金融市場已有十多年時間，據估計，金融危機前日元的融資性套利交易規模高達上千億至萬億美元。最新的調查顯示，日本民眾的冒險意欲有所上升，3年來首次出現認為持有證券資產好過持有現金。日元貶值趨勢成形，已令拋售日元買外幣資產的套息交易卷土重來，“渡邊太太”們正準備趁著日元走軟大量買入新興市場貨幣，并沖擊新興經濟體金融貨幣體系，中國對此風險絕不能小視。
　　
　　面對更加復雜的全球貨幣和金融環境，以及依然比較脆弱的經濟復蘇，中國必須系統應對，多管齊下，在重點領域做好布控，防止資本大進大出，并做好應對全球金融戰、貨幣戰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