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徐奇淵近期指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僅僅是金融主管部門的關注點，產業、貿易主管部門的政策引導，以及金融市場、實體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協調，也都極為重要。
　　
　　他撰文指出，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盡管目前金融市場改革如火如荼，但是也需要重視實體經濟中產業和貿易結構的升級。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過程，不僅僅是推動國際貨幣發生改變的過程，而且從根本上來講，還是推動國際分工體系格局發生改變的過程。
　　
　　“我們需要協調好金融改革、實體經濟結構調整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否則，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好處會大打折扣，發展空間也會受限；而且，缺乏實體經濟結構改善的人民幣國際化，其經濟基礎也是不扎實的。”他寫到。
　　
　　他認為當前金融改革與結構調整之間的不協調表現在：一、作為外貿主體的企業定價權較弱、外資企業占比高，因此人民幣結算本身難以使本國企業獲益；二、占比較大的加工貿易、大宗商品進口貿易，制約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潛力；三、中國出口在較大程度上依賴于發達經濟體，這也壓低了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空間。
　　
　　他具體分析指出：定價能力弱的企業，必將承擔更多的匯兌成本和匯率風險。根據社科院世經政所的調研結果，定價能力相對最強的美的集團(20.01, -0.28, -1.38%)，其對外貿易中僅有15%真正同時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其他中小企業所謂的人民幣結算，都是用美元或其他外幣計價、然后用人民幣結算。他認為這種情況只能減少有限的匯兌成本，卻無法使中國企業避免匯率風險。
　　
　　他并指出，對外貿易中外資企業占比大致占到一半。在使用人民幣結算具有套利空間的情況下，外企對人民幣結算可能會有很大的興趣，但這種動機的行為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是有問題的。
　　
　　對于第二個不協調的表現，他分析認為，由于在分工體系中的低附加值地位，加工企業往往是被動來選擇結算幣種。因此，如果考慮到加工貿易，則對外貿易中人民幣的使用空間也會受到制約。
　　
　　他并指出，進口貿易中的大宗商品占比較高，這直接意味著兩個后果：其一，由于國際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計價、結算，因此進口環節的人民幣使用將受到擠壓。其二，對出口商而言，由于重要的進口成本均以美元來核算；因此，如果在出口環節使用人民幣結算，則將面臨更大的匯率風險，或更高的風險管理成本。
　　
　　對于上述兩個后果，他進一步分析給出對策：其一，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盡量減少對國外大宗商品的依賴；其二，減少重商主義的傾向，做大進口總體規模的同時，大宗商品的進口占比也會下降；其三，改變國際大宗商品的計價、結算貨幣體系。
　　
　　“最后一點也是最為根本的解決方案，而且我們可能正面臨著這樣的歷史機遇。”他寫到。
　　
　　最后，他分析指出：如果中國對外投資的上升，只是簡單的將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轉變成為第三國對美國的出口，則將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的國際分工體系格局，從而也難以改變對歐美市場的根本依賴。
　　
　　因此，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在此基礎上的對外貿易方式轉變，以及以長江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核心的“兩帶一路”戰略，都與人民幣國際化具有深度的內在契合。
　　
　　他認為，在貨幣國際化進程中，對外貿易是最基本的一環，而對外貿易又是本國實體經濟結構的對外延伸。從日本推進日元國際化的軌跡來看，亦經歷了從重視金融改革、到關注實體經濟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