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美元周期再度攪動全球之際，人民幣并沒有“死扛”“硬扛”，而是靈活“迎戰”。
　　
　　人民幣中間價11月28日終結三連跌，上調126點，報6.9042。知名外匯專家韓會師表示，雖然回落幅度不小，但沒有出乎市場預料。根據中間價定價機制，周五和周一早盤國際市場美元指數持續下滑，從101.70上方快速跌至101附近，這就意味著在“在參考一籃子貨幣”原則下，美元對人民幣中間價一定有下行壓力。
　　
　　事實上，受到美國總統大選“爆冷”和美聯儲加息預期影響，美元指數近期快速上漲，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全球其他貨幣幾乎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跌，尤其是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相比之下，在堅持參考一籃子貨幣后，人民幣匯率指數走勢已略顯“硬氣”。
　　
　　就如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11月27日針對人民幣匯率的表態一樣，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仍表現出穩定強勢貨幣特征。
　　
　　易綱表示，近期人民幣對美元有所貶值，但幅度相對大多數非美貨幣還是比較小的。10月份以來人民幣相對一些主要貨幣是顯著升值的。他強調，觀察人民幣匯率要采用一籃子貨幣視角，“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能夠全面反映貿易品的國際比價，改回去單一盯住美元會使人民幣匯率陷入僵化和超調的困境，并不可持續。”
　　
　　“硬氣”的人民幣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10月以來，發達經濟體貨幣中，日元、歐元、瑞郎對美元分別貶值10.5%、5.8%和4.2%；新興市場貨幣中，馬來西亞林吉特、韓元、墨西哥比索對美元分別貶值7.2%、6.5%和6.1%。相比之下，人民幣對美元同期只貶值了3.5%，只有美元指數升幅的一半。
　　
　　由于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幅度較小，人民幣10月以來相對一些主要貨幣是顯著升值的。例如，在SDR（特別提款權）構成貨幣中，人民幣對日元升值7.5%、對歐元升值2.5%、對英鎊升值0.5%；在亞洲新興市場貨幣中，人民幣對馬來西亞林吉特、韓元、新加坡元分別升值4.1%、3.3%和1.2%。
　　
　　從長周期看，人民幣也表現出穩中有升的態勢，過去5年CFETS（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人民幣匯率指數、參考BIS（國際清算銀行）貨幣籃子和SDR貨幣籃子的人民幣匯率指數以及對美元匯率分別升值10.9%、11%、4.4%和8.8%，過去10年分別升值28.3%、33.4%、28.4%和11.9%。
　　
　　“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仍表現出穩定強勢貨幣特征。”易綱11月27日通過媒體表示，近期美元上漲較快，反映的是美國經濟增長加快、通脹預期上升、美聯儲加息步伐可能明顯加快等美國國內因素。而人民幣匯率對美元波動有所加大，主要是特朗普當選下屆美國總統、美聯儲加息預期突然增強、英國“脫歐”、埃及磅自由浮動等外部因素驅動。這些因素對世界各國而言都有些意外，資金回流美國推動美元指數迅速上漲、美國三大股指再創新高，全球貨幣普遍對美元貶值，有的跌幅還比較大。下一步美元走勢存在不確定性，不排除市場預期修正引發美元回調的可能。
　　
　　堅持參考一籃子貨幣
　　
　　易綱在答記者問中強調，觀察人民幣匯率要采用一籃子貨幣視角。
　　
　　2013年以來，中國一直強調人民幣匯率應該參考一籃子貨幣。2005年匯改，2010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緩和后繼續推進匯改，2015年8月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2015年11月推出三大人民幣匯率指數，都是按照這一既定的思路步步推進，“使參考一籃子貨幣更加透明、規則和可預期。”易綱說。
　　
　　“影響一國匯率水平的因素有很多，與政治形勢、經濟走勢、股市債市波動和市場預期變化等都有關系。由于國與國之間經濟結構迥異、經濟周期和利率政策取向不同步，比如當前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貨幣政策保持穩健，而美國經濟正強勁復蘇，貨幣政策已出現收緊趨勢，相應的匯率走勢也難以趨同，盯住單一貨幣會積累超調的風險，后續的修正可能引起比較大的震動。而且，在貿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參考一籃子貨幣與盯住單一貨幣相比，更能反映一國商品和服務的綜合競爭力，也更能發揮匯率調節進出口、投資及國際收支的作用。”易綱表示。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參考一籃子貨幣是人民幣轉向完全自由浮動這一最終目標的過渡，其中一個優點就是，一定程度上將人民幣的波動和美元的不確定性相連，因此分化了貶值預期。換句話說，人民幣不再跟美元綁在一起，也就意味著，如果美元走強，人民幣對美元會走弱，而當美元走弱的時候，人民幣也會相應走強。
　　
　　謝亞軒表示，這一輪人民幣的貶值較“8·11”匯改及今年年初的速度和幅度都更大一些，但實際上市場的反應并沒有此前激烈，很大原因在于，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已經在逐漸接受這一新的匯率制度。
　　
　　易綱表示，今年年中在英國“脫歐”、全球主要貨幣大幅震蕩的背景下，人民幣匯率表現出平穩走勢，正是“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匯率形成機制順利運轉、取得成效的體現，未來人民幣匯率完全有條件繼續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光大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認為，當前匯率靈活非常重要。回顧美元自上世紀70年代至今的三次升值周期，頭兩次都導致了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主因是當時新興國家匯率僵化，無論是拉美還是亞洲都對美元采取固定匯率。所以，美元強勢時的壓力會落在匯率機制僵化的國家。
　　
　　彭文生表示，目前美元第三次進入一個大的升值周期，中國在這個時間點增加匯率靈活性非常重要，“歷史告訴我們，匯率要想扛，死扛、硬扛，最后都會出大問題。”
　　
　　易綱指出，中國是全球第一大貿易國，全球200多個經濟體都是中國直接或間接貿易伙伴，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能夠全面反映貿易品的國際比價。中美貿易規模只占中國外貿規模的14%，且中美的經濟周期也不一樣，單一盯住美元會使人民幣匯率陷入僵化和超調的困境，并不可持續。
　　
　　外儲合理充裕
　　
　　仔細分析在此次美元升值過程中遭遇“血洗”的貨幣可以發現，這些國家共同的特點是美元債務沉重，經常賬戶又有逆差，外匯儲備余額也不高。比如，巴西、印度、土耳其、南非等國家的貨幣匯率，都很容易受到美元波動帶來的影響。
　　
　　相比之下，盡管近期中國外匯儲備有所下降，但仍高居全球首位，“是十分充足的。”易綱說。
　　
　　外匯儲備是觀察匯率壓力和匯率走向的重要指標。去年“8·11”匯改以來，外匯儲備余額總共下降了4300億美元左右。但大幅下降主要發生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1月份，此后的增減保持了相對穩定。
　　
　　央行11月7日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10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12萬億美元，規模接近全球的30%，分別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和第三位的沙特阿拉伯的2.6倍和5.7倍。
　　
　　我國外匯儲備今年1~10月規模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表示，我國外匯儲備依然較為充裕，衡量基礎性對外清償能力的相關指標不降反升，防范國際收支危機（即貨幣危機+債務危機）的能力較強。按照最新的外債數據計算，我國外匯儲備相當于（本外幣）短期外債的3.7倍，比2014年底的3倍顯著提高，且遠高于“不低于1倍”的國際警戒標準。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末，我國外匯儲備能夠支付24個月的進口，高于2014年底23.5個月的水平，且遠高于不低于3至4個月的國際警戒標準。
　　
　　另一方面，我國的外匯儲備也并非只有減少，沒有補充。對外貿易順差是我國外匯儲備最主要的資金來源。從外匯市場的情況來看，我國仍然在保持著相當規模的結匯。
　　
　　今年10月，我國貨物貿易項下的結匯規模是834億美元，也就是說出口企業在10月份向銀行賣出了834億美元。而這種情況并非孤立的。今年1~10月份，貨物貿易項下的結匯總規模是8717億美元。“這個規模是印度外匯儲備的2.5倍，泰國外匯儲備的5.1倍。”知名外匯專家韓會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此外，即便是在去年“8·11”匯改后，也就是人民幣貶值預期最為強烈、全民購匯一度陷入瘋狂的時候，8月貨物貿易項下的結匯規模依舊達到了854億美元。從2015年8月到2016年10月，貨物貿易項下的企業結匯總額是1.32萬億美元。
　　
　　今年1~10月，貿易項下的銀行結售匯實現順差1546億美元。“為什么2016年外匯儲備的下滑明顯減速了，因為不是所有人都在為資本外流添磚加瓦。”韓會師表示，我國目前仍然是資本管制國家，這確實對資本大規模外流起到了很大的約束作用，但如果沒有大規模的結匯支撐，單純*資本管制是絕對無法降低外匯儲備壓力的。
　　
　　“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的外匯儲備是非常充裕的，覆蓋全部外債和六個月進口后還有充足的余量，況且近年來還有每年大約5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和12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通過金融媒介供應全社會的用匯需求。”易綱在答記者問中表示，誰也無法忽視中國13億人口的龐大市場，隨著中國經濟回升、體制機制改革和營商環境的改善，出去的資本還是會回來的，“從過去20多年經歷的幾個經濟周期看，我對此有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