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昨日召開常務會議決定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內四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結合此前中國央行與韓國、馬來西亞等6個國家和地區簽訂的6700億元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是否會像前幾天我們回顧的英鎊、美元、日元那樣就此崛起,成為國際硬通貨？
計劃經濟時代人民幣被嚴重高估
1948年12月1日,在解放戰爭激戰的槍炮聲中,人民政府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就已經先于共和國而成立。
由于剛剛歷經數十年戰火的洗禮,當時中國的經濟肌體幾乎完全癱瘓。年輕且沒有經驗的新中國央行要面對的,除了一個嚴重通貨膨脹的爛攤子,還有各解放區分散發行的各種貨幣。人民幣從此正式走上了新中國的政治、經濟舞臺。
這就是當年發行的的第一版人民幣,它一共印制發行了12種面額、62種版別,樣式之多,超過了后來的任何一套人民幣。
更令人記憶深刻的,是這套人民幣面值從1元到5萬元,跨度之大,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建國之初物價波動的驚人幅度。
由于國內物價猛漲,而國外物價穩定甚至下跌,當時的人民幣對外也極其不穩定,1949年3月600人民幣可以兌1美元,到了1950年3月,就變成42000人民幣才能兌1美元,短短一年時間,匯率大幅度下跌多達52次。
李揚認為,1997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就面對一個選擇人民幣怎么辦？當時中國將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這個階段是非常重要,它主要表現在從此中國樹立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那么經濟上如此,政治上如此,那么中國的人民幣也從此獲得了國際上的信賴,這點就對于一個大國的崛起很重要。
丁志杰:“那也就是說在那個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里面,人民幣的貶值達到98%以上,那就是說人民幣基本上開始一文不值。”
但隨后,經濟運行很快憑借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穩定下來,1953年,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新的人民幣也開始發行,按1萬元舊幣折1元新幣進行兌換,人民幣匯率在之后的16年間都保持了一條平整的直線。
吳念魯:“到了55年,56年以后,這個人民幣的牌價基本上沒有動,為什么沒有動呢？就是人民幣的牌價只是作為一個計劃,計劃上這么一個,一個核算這么一個指標,比如說我進口我需要多少外匯了,那么這時候我就給你多少多少人民幣,那么我這個出口,比如說我是多少了,然后我就算,統計,比如我出口是多少多少美元了,那么反回來折合人民幣是多少,只是算一個折合的價格。”
根據這樣的計劃,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長期穩定在2.4618:1,簡單地從數字上看,當年的人民幣似乎相當值錢,但實際上在對外貿易中,比人民幣牌價更有價值的卻是另一個價格——換匯成本。也就是說,以商品出口成本計算,用多少人民幣能換回一美元。
丁志杰告訴記者,可以大膽預言,在未來的一到兩年的時間內,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很多我們想象不到的要發生。
吳念魯:“我記得在63年時候,當時我在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我們搞外貿信貸的人做過一個調查,當時做過一個調查以后,當時的人民幣對美元的換匯成本大概是6塊多錢,6塊多錢,就是一個美元要合6塊多錢人民幣。”
2塊多的外匯牌價和6塊多換匯成本,顯示出人民幣已經被嚴重高估,這給當時的匯率制度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吳念魯:“當時覺得應該是,是不是應該調整人民幣的匯率,應該調整,但是實際上后來覺得調整不調整,應該問題不是很大,就是沒有什么更多的現實意義,為什么呢？因為當時人民幣的對外的匯率只是作為一個統計用的,只僅僅作為一個統計用的,那么總體來說全部歸到財政。”
這種匯率制度不可避免地讓當時的外貿出現了一個畸形的現象:一方面國家提出千方百計要擴大出口,但一方面出口越多,虧損越大,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78年。
在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穩定,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封閉的經濟體,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絕緣,經濟實際上已經陷入了空前的泥潭,從1958年至1978年,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元,農民人均收入增長則不到2.6元。
改革開放后人民幣匯率進入雙軌制時期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1979年對中國來說,是經濟細胞的復蘇之年,各種現代經濟的元素開始被一一啟動。3月國家外匯管理局成立,全面管理人們幣和外匯的交易業務,之后的13年間,我國先后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并存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并存的匯率雙軌制時期。
袁躍東稱,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民幣,我們沒有去主動地很聲嘶力竭地去推人民幣的國際化,但實際上人民幣的區域化已經在逐漸形成。
吳念魯:“當時覺得這個外匯是一個稀缺的東西,后來產生一個什么,就搞叫外匯調劑市場,因為有的人他的外匯,他有外匯,但是他不一定進口不一定用得掉,有的人就是想進口但是沒有外匯,因此就搞了調劑市場。”
實行匯率雙軌制后,我國的貿易收支明顯好轉,外匯儲備也有所增加,但另一個問題出現了,就是多種匯率之間價格差別很大。
吳念魯:“比如銀行你規定你的匯率是一個美元是五元多錢,但是調劑市場上當時已經是八元多錢,而且已經,百分之八十幾的外匯的需求都從外匯調劑市場上取得了。”
巨大的價差直接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外匯交易黑市。
李揚:“非常興盛,像我們北京像（京寶街）那一帶,那是黑市交易的一個,一個大本營,你要到那去一走,馬上就有人湊過來,要美元嗎？要英鎊嗎？要港幣嗎？”
經濟學家李揚描述的情況,今天的很多中年人都還能夠清晰地記得。而在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一些文學作品中,我們也可以強烈地感受得到當年外匯黑市的盛況。
作家王朔就曾在小說《玩的就是心跳》中寫道:“大伙兒是那么需要外匯買洋貨,急得都瘋了,就差組織義和團砸使館了”。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發行的一種在中國境內流通、可與外幣兌換的特殊人民幣憑證也成為了香餑餑,這就是外匯券。由于當時國內商品的奇缺,和人民幣匯率的高估,外匯券隨之成為一種特殊消費權利的象征。
袁躍東:“那個時候坐出租車的多數是外國人,或者是外籍人,包括華僑,所以出租車司機他也要外匯券,外匯券比人民幣要值錢,盡管面值是一樣的,但實際上購買力強,所以出租車司機拒收人民幣,很諷刺的事。”
到了這個時期,相對于改革開放轉型中日趨活躍的經濟,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并存的制度,就如同計劃經濟留下的一條“金融尾巴”,無疑是一種拖累。
吳念魯:“混亂,一種混亂,所有的外匯全國全部通過調劑中心這么來做,那么官方的價格實際上是有點名存實亡,在這種情況下,你再繼續下去,我覺得對整個的貿易這個是發展不利的,而且對整個的外貿體制改革也是不利的。”
1992年,88歲高齡的鄧小平南巡,在改革開放的重要關口再次以他特有的改革精神為中國指明了道路。
鄧小平:“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與此同時,在金融領域,一場對于人民幣匯率的重大改革開始醞釀。
李揚:“那時候改革,就從民間然后到半官方到官方討論都很多,大家都說我們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缺資金,具體來說就是缺外匯,缺外匯,所以以前關于匯率改革不斷是有人提出,但是不斷的會被這樣一個問題嚇倒,擔心就是匯改之后一下子,我們本來已經是天天令我們擔心的那一點外匯儲備會減少,會出現逆差。”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這份文件里面首次提出:要改革外匯體制,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
隨后,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
李揚:“最大的意義,就在于,在中國整體上來確立了市場運行的機制,確立了中國融入全球的一個基本平臺,在此之前,雖然我們叫改革開放,主要是引進來,我們要人家的錢,那么94年之后實際已經確立了一種雙向的一種格局,就是我們既要引進來,同時我們也要走出去。”
這次匯改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1,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1一次性貶值33%。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使得中國商品的價格一下子在世界市場上變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一個更加吸引外部投資商的地方,從此之后,中國公司開始集體遠征,中國經濟走上了外貿拉動型的道路。
李揚:“是里程碑式的事情,中國的外匯儲備擺脫了長期在0上下波動這樣一種被動局面,從此走向了高增長之路。”
丁志杰:“對外經貿活動開始蓬勃的發展,特別是在貿易,那么出口的增速開始達到了兩位數,確立了中國此后的,一直持續到現在的國際收支雙順差。”
97年亞洲金融危機,人民幣堅持不貶值
1994年,人民幣第一次匯率改革成了當年打開經濟發展大門的一把關鍵鑰匙,隨后中國經濟一路凱歌行進,到1997年時中國創造了75000億的國內生產總值,外匯儲備也創紀錄地達到近1400億美元,并成為世界排名第十的貿易大國。然而也就在這一年,亞洲金融風暴不期而至。
李揚:“是從泰國開始然后一下甩到韓國,像老牌的資本主義像日本什么等等,東南亞我們的香港、新加坡全部受到沖擊,那么在這次沖擊中一個大家應付沖擊的一個很自然一個反應就是貶值。”
1997年7月2日,泰國政府被迫宣布讓匯率自由浮動,當天泰銖大跌20%,歷史上將這一天視為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的標志。隨后,風暴席卷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即使是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也不能幸免于難,在韓國,受到攻擊的韓元在2個多月里狂貶50%,國家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李揚:“中國就面對一個選擇,人民幣怎么辦？因為當時這個,我們遇到非常大的壓力,非常大的壓力,在這種危機很深重的情況下,在國際的輿論幾乎是一面倒的說如果中國不貶值,你就萬劫不復,就認為中國經濟,那時候將近20年,20多一點,20年應當說初步擺脫了貧窮落后的面貌,大家終于可以吃飽肚皮了,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了,那么認為你新階段就沒有了。”
但是,出乎世界的預料,我國政府力排眾議,鄭重向世界宣布:“中國將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立場,承擔穩定亞洲金融環境的歷史責任”。
吳念魯:“當時宣布人民幣不貶值的話,人家西方都不相信,為什么不相信呢？因為在西方來講,所謂一個,一個官員特別是像英國,比如英國的首相,或者英格蘭銀行,像中央銀行的行長他說,英鎊肯定不貶值,你們放心。但是禮拜五宣布,禮拜一就貶值,因此他們認為這個,官方不管你官多大,你要講,肯定是隨便一講的,只是安撫民心。”
中國政府用行動實踐了我們的承諾,98年開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穩定在8.27。
李揚:“這個階段我評價它是非常重要,它主要表現在從此中國樹立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那么經濟上如此,政治上如此,那么中國的人民幣也從此獲得了國際上的信賴,這點就對于一個大國的崛起很重要。”
人民幣走上國際化之路
亞洲金融危機過去僅僅兩年后,中國經濟再度駛上了發展的快車道,200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躍上1萬億美元大關,而人民幣走向世界也由此邁出了第一步。2002年,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在加拿大訪問,途經溫哥華機場時,他意外地發現,在當地的ATM機上,居然能夠用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和加元。
丁志杰:“那么他當時看到這個事情就覺得很興奮,說要,指示要加強研究,其實我們從那時候就看到,就是說隨著亞洲危機就是亞洲逐漸走出危機,中國的經濟就是說持續快速的增長,人民幣開始在周邊的地區開始流通,那么也逐漸被市場所認可,所以說我們看到就是說,最早期的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人民幣的這個現鈔的這種跨境流通。”
無獨有偶,2003年,馬來西亞央行行長訪問中國,他突然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個問題。
丁志杰:“訪問中國的時候說,我們的外匯儲備中有一部分人民幣,你能不能給我一個投資的渠道,那么當時對我們政府來說大家還不知道說,馬來西亞央行拿到人民幣以后,作為外匯儲備他怎么來投資。”
看來,不論我們自己是否有所準備,人民幣的滲透都已悄然發生,2005年,菲律賓央行也宣布,人民幣在菲律賓成為自由兌換貨幣。而在新加坡、越南、蒙古,甚至是法國巴黎的街頭,人們都能夠看到人民幣兌換點。
袁躍東:“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民幣,我們沒有去主動地很聲嘶力竭地去推人民幣的國際化,但實際上人民幣的區域化已經在逐漸形成。”
加入WTO的2001年,中國外貿規模為5000億美元,到2004年首次突破萬億美元大關,一舉超過了日本,2005年外貿規模則達到了1.4萬億美元,但貿易摩擦的問題卻在這個時候凸顯出來,背后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幣匯率的改革由于1997年金融風暴被迫暫停,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維持了7年,造成人民幣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也已到了迫切需要改革的關鍵時刻。
2005年7月21日,央行行長周小川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的采訪,宣布中國人民銀行出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方案。
周小川:“核心內容可能有三條,第一條就是我們這個匯率將來不再盯住一個單一的一種貨幣,就是單一的美元了,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進行浮動,這是一個內容;第二個內容就是匯率將是浮動的了,而且浮動的區間也是合理的;第三個內容就是我們做了一個初始的匯率水平的調整是2%。”
這次匯改被人們稱為人民幣的第二次匯改,此后3年的時間,人民幣走上了漸進式升值之路,迄今,人民幣對美元已累計升值20%,而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5年底的8千億美元上漲至2008年底的1.9萬億美元。
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進入了GDP每年增長10%以上的高速發展階段。每一個普通百姓,都充分感受到生活質量的上升,也感受到人民幣與外匯兌換從未有過的方便。
周小川:“總體來講,應該看到中國整個購買力提高,人民幣更加堅挺,價值更高了,對整個經濟好的方面要大大大于負面影響的方面。”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一場華爾街金融風暴席卷全球,世界經濟陷入低谷,在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都遭受危機以后,人民幣因為自身的穩定成為關注的焦點。從2008年年底至今的4個月里,中國人民銀行先后與韓國、香港、白俄羅斯等6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及貨幣當局簽署了總額達670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
李揚:“貨幣互換實際上就是說我們兩國互相達成一個協議,可以在一定范圍內一個比例內接受本幣,所以能開這個通道,在于我們經濟上有聯系,而且我們在政治上有互信,有互相信任,所以它對于推進人民幣的進一步走出去是至關重要的。”
雖然通常認為,一種貨幣的國際化須經歷三個階段:貿易結算、金融交易計價、成為儲備貨幣,而貨幣互換不過是人民幣走出的第一步。但是,人們還是看到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破冰之旅,在以一種過去想象不到的速度悄然推進。今年3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阿根廷中央銀行宣布簽訂700億元人民幣等值雙邊貨幣互換框架協議,協議約定,阿根廷從中國進口商品時可使用人民幣,不必再用美元作交易中介貨幣。
丁志杰:“比如說中韓的貨幣互換,韓國的貨幣當局拿到人民幣以后,那么他一部分可能用于什么？韓資企業在中國的投資,那也就是說人民幣直接進入了國際投資領域,阿根廷拿到的人民幣的資金很大一部分主要是用于阿根廷從中國的進口,那就人民幣進入了貿易支付領域,更為有意義的就是說,白俄羅斯在和中國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不到一周以后,就宣布他,從中國借的200億人民幣已經是他的外匯儲備的一部分,那也就是說人民幣現在已經成為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外匯儲備的幣種之一,那么這個來看也是說,在5年前所想象不到的。”
2009年3月25日, 國務院審議并原則通過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將上海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
李揚:“下一步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現在要做的是一個內功,是要把人民幣定值的債券市場整個金融市場發展起來。”
丁志杰:“可以大膽預言,在未來的一到兩年的時間內,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很多我們想象不到的要發生。”
半小時觀察:人民幣國際化邁出關鍵一步
從30年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無名小卒,到今天走進越來越多國家的貨幣兌換地點、AIM機,乃至中央銀行儲備庫。人民幣走過了一條不尋常的國際化道路,也直接反映了中國經濟在30年間的崛起速度。
通過這幾天對英鎊、美元、日元、歐元國際化歷程的回顧,我們知道了,貨幣戰爭其實就是各國國力在貨幣層面的博弈,它既由各國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實力所決定,又給發行國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巨大利益。過去的事實證明,在人類行為的任何一個領域,只有多元化才能形成制衡力量,而任何一種壟斷,無論其是超主權的還是基于主權的,都最終避免不了信用泛濫的結局。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使人們意識到美元一家獨大的國際貨幣體系弊端重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已經不可避免。全球金融版圖的演化,也推動了人民幣走向世界的腳步,從結算貨幣向投資貨幣、儲備貨幣分階段逐步過渡,人民幣的國際化路線圖開始清晰明確。站在這個特殊的時間點上,我們對人民幣的未來抱有更多的信心,只要中國經濟依然健康成長,只要中國仍然在每個緊要關頭擔當起負責任的大國角色,這樣的信心就能夠傳遞給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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