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任何正常標準衡量，金融危機以來所采取的經濟政策都是個可怕的失敗。的確，我們避免了大蕭條的重演。但是，我們花了六年多時間，就業率才重新回到了經濟危機發生前的水平——我們原本應該在這些年間創造數以百萬計的新就業崗位，以滿足人口不斷增長的需求。長期失業率仍然幾乎是2007年的三倍；往往背負著大學貸款的年輕人則面臨著十分不確定的未來。
　　
　　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最近發表了一本名為《壓力測試》（Stress Test）的書，講述了他的經歷。這六年間，有四年他在擔任財政部長。總體而言，他認為自己極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他的這種自我肯定并非獨一無二。可供歐洲政策制定者吹噓的成果更少。在歐洲，就業基本沒有任何起色，而且還有好幾個國家其實正處于蕭條程度的困境中。不過，他們也在自我褒獎著。
　　
　　面對客觀上如此糟糕的記錄，怎么能夠感覺良好？某種程度上，這或許是因為人的正常傾向，去找借口，去辯解自己已經做出了各種局限下的最大努力。而且，蓋特納的確可以把許多問題——盡管不是所有問題——歸咎于共和黨“焦土政策”式的阻撓。
　　
　　然而，還存在一些另外的情況。在歐洲和美國，很大程度上主導經濟政策的是這樣一種隱含的口號：“挽救銀行從業者，就挽救了全世界”——也就是說，恢復了金融體系的信心，經濟繁榮就會隨之而來。政府采取的行動的確已經恢復了金融信心。不幸的是，我們依然在等待許諾中的經濟繁榮。
　　
　　蓋特納的書用很大的篇幅對美國的金融救援進行辯解。他視之為重大成功——如果將金融信心本身當作目標的話，這的確是一種成功。雷曼兄弟破產后，信貸市場曾一度舉步維艱，但在蓋納特當政的第一年里，情況就大體恢復到正常水平。股指出現反彈，而且創造了新高。就連次貸抵押債券——曾經毒害金融體系的臭名昭著的“有毒廢物”——最終也恢復了絕大部分的價值。
　　
　　由于這種金融復蘇，救援華爾街的行動最終甚至沒有花費納稅人多少錢：復蘇后的銀行有能力償還借款，而政府得以售出股權，還獲得了利潤。
　　
　　然而，實體經濟的反彈體現在哪里？工作崗位又在哪里？看起來，僅拯救華爾街還遠遠不夠。原因何在？
　　
　　經濟復蘇步履蹣跚的一個理由是，美國政策過早地“轉向”，將關注點從就業轉到預算赤字。蓋納特否認他對這種轉向負有任何責任，反而宣稱：“我不屬于緊縮派。”按照他的說法，面對共和黨人的反對，奧巴馬政府已竭盡所能。這種論調與獨立報道相左：在這些報道中，蓋特納曾嘲笑，財政刺激是不會產生長期效益的“糖果”。
　　
　　然而，財政緊縮并非經濟復蘇如此令人失望的唯一原因。許多分析人士認為，地產泡沫的遺留問題——巨大的家庭債務負擔——對經濟構成嚴重拖累。可以說，即使不經過國會批準，奧巴馬政府本也能夠采取多種措施來減少債務負擔。但是，它卻沒有這樣做，甚至沒有支出為此撥付的專向資金。為什么呢？根據許多說法，最大的障礙在于，蓋特納始終反對減免住房抵押貸款的債務。這可以理解為，他全力支持救援銀行，但卻反對向普通家庭施以援手。
　　
　　《壓力測試》中強調，任何合理規模的按揭債務減免都不可能對經濟有多少促進作用。然而，從事這方面研究的著名專家阿蒂夫·米安（Atif Mian）和阿米爾·蘇菲（Amir Sufi）剛剛出版了新書《債務屋》（House of Debt），其中的觀點與之大相徑庭。米安和蘇菲在博客中指出，蓋特納在這個問題上的計算錯得離譜——是數量級有誤——在量化債務在阻礙支出方面的作用時，他賦予債務的權重遠遠低于經濟學研究中的共識。而且他還沒有考慮到，止贖事件大幅減少本可能帶來的更多好處。
　　
　　說到底，對2008年以來的經濟政策的描述一直帶有驚人的雙重標準。不良貸款必定涉及借貸雙方——如果說借款人不負責任，那么向他們放款的機構也是不負責任的。可是，危機襲來時，銀行從業者犯了錯誤能毫發無損，而普通家庭卻要承擔全部后果。
　　
　　事實證明，拒絕幫助負債家庭非但不公平，而且也對經濟極為不利。華爾街又回來了，整個美國卻沒有，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這種雙重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