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金融業監管的不足導致了2年前的美國次貸危機，而新的問題又相繼出現在歐洲。英國《獨立報》專欄作家Johann Hari在其發表在《哈芬頓郵報》的評論文章中稱，如果金融業監管如果繼續缺失，我們將在幾年之內再次看到危機，而我們的金錢也將被“吸金”的銀行家掠走。

　　以下是該評論文章全譯：

　　兩年前，你們被人搶了。我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我們認識的所有人都被搶了。你仍然記得那一夜。薩維爾街(Savile Row)強盜身著一件條紋西服。當他把你逼到取款機前，他說，如果你不奉上1萬億美元現金，他將會將匕首刺進全球經濟的心臟。他彬彬有禮：他稱此種搶劫為“銀行援助措施”，他還保證明天將改變我們的方式、這樣的情況將永遠不會重現。但從那以后，他就一直在你面前大笑——準備下一次更大規模的搶劫。

　　曾幾何時，我們將銀行業的問題留給討厭的人、書呆子、以及游說者去處理。如果愿意，你仍可以將此問題留給他們——但代價是你的工作和房屋。

　　為了搞清等待我們的新的災難，你需要重新回顧銀行家是如何讓全球經濟崩盤的。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所有人都意識到銀行以不負責任和危險的方式對待人們的錢財。銀行決定永遠不會讓相同的事情再次發生。富蘭克林-羅斯福將這些銀行稱作“巨大財富的罪人”，他還表示，“我歡迎他們的仇恨”。為了應對來自公眾的壓力，羅斯福引入了嚴格的監管。銀行必須以保守為原則。他們不能用普通民眾的存款在華爾街賭博；他們必須持有大量準備金。他們被鎖在一個“金籠子”里。相同的政策散播到了世界各地，并且在60年里看到了不錯的效果。

　　在上世紀90年代，銀行要求沖破那些“過時”的管制。在美國，他們將大量資金捐給兩個政黨，以便要求終止那些規則：賄賂被合法化了。在英國，倫敦金融城曾威脅要轉移至海外——一種有效的威脅。比爾-克林頓和托尼-布萊爾突然廢除了舊的制度。現在，金融家被允許經營未被監管的“影子銀行體系”，幾乎沒有政策約束。他們可以用你的現金賭博。他們可以設計復雜的“金錢洗牌工具”，比如沒人真正明白的衍生物。即便是出售衍生物的人們也不懂其實質。

　　而且他們可以把自己所經營的業務“放在資產負債表以外”，將他們的帳戶變成一個復雜的虛擬賬戶：雷曼兄弟曾宣稱該公司的凈值為260億美元，但當時雷曼的資產負債表有一個接近2000億美元的漏洞。

　　許多人曾預測市場無形的手將把美國經濟推下懸崖。當克林頓放松監管的法案通過之后，民主黨參議員拜倫-多根(ByronDorgan)搖頭說到：“十年之后我們回首現在，我們會說當年不應該這么做。我們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我們忘記了過去的教訓。”

　　所有一切正如拜倫-多根所預測的那樣。直至銀行破產時，政府已經沒有什么選擇。如果政府不對銀行進行援助，“提款機”將會枯竭，社會將會亂成一團。但我們永遠也不應該淪落到那種地步。那是完全可以預防的：加拿大從未廢除其嚴厲的銀行業監管措施，該國銀行完好無損的度過了此次危機，也沒有從納稅人那里吸走資金。

　　所以，你期待我們的政府在救助行動過后的緊急優先事項將是把銀行放回清醒監管的“籠子”。但這卻沒有發生。兩年之后，無關痛癢的新監管措施就如一位心臟病發作幸存者將每天60支香煙的量減少到了每天50支。他們是再一次拿衍生物賭博；他們再一次用我們的存款賭博。他們用我們的錢為自己創紀錄的失敗支付創紀錄的分紅。多數經濟學家相信銀行需要持有30%的準備金率來防止另一次崩盤。新的規定稱至2019年前，銀行必須保持3%的準備金率，如果你不怎么介意的話。

　　對于銀行家來說，這是個絕美的交易。當他們從賭博中獲得利潤，他們將利潤據為己有；當他的賭博導致損失，你我需要幫他們付賬。幾十年來我們被告知需要崇拜的“財富的創造者”結果成了歷史上最大的“吸金”寄生蟲。銀行業唯一沒有像1999年那樣開“派對”的部分才是我們需要的：向普通人發放抵押貸款和小企業貸款。我們為他們紓困，但他們拒絕為我們紓困。

　　故事的結局是明了的。美國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特別監察長尼爾-巴洛夫斯基(Neil Barofsky)在今年一月對參議院的報告中稱：“如果我們袖手旁觀，不對我們金融系統做任何更正，我們將在2年，或者5年，亦或10年的時間里陷入一個相同的或更大的危機。時至今日，很難看出系統中的任何根本問題已被解決。救助措施使我們的金融體系在2008年幸免，但我們仍然行駛在同一條蜿蜒的山路上，而且我們這次所乘的是一輛更快的車。”

　　為什么我們的政府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他們為什么如此公然地漠視我們的利益？他們實際上是被賄賂和恐嚇他們的精英團體綁架。沒有哪個美國政壇人物可以不收取這些金融家的贊助而運行國家機器，他們而后還需要與那些將他們帶到華盛頓的人翩翩起舞。英國政治家同樣收取倫敦金融城的捐款，他們被銀行家要進行重新安置的言語所恐嚇。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表示，“金融業已經有效地控制了政府。”

　　但不可思議的是，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實際上卻在抱怨，稱我們的政治家已經做了過多的事而不能重新監管。在一位華爾街資深銀行家抗議奧巴馬在用“棍子打我們”之后，喜劇演員約翰-斯圖爾特(JohnStewart)回應道：“你所說的華爾街的棍子可能是美國民眾所說的1萬億美元的銀行業援助措施。所以現在很多美國人將會對奧巴馬說：用那可惡的棍子打我吧。”在1929年，部分引發經濟崩盤的銀行家還有些許廉恥，因此了結了自己的生命。這次，他們卻要求更多的紅利。

　　所有這一切還會再次發生，除非公憤和社會壓力將上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作用良好的銀行業監管措施帶回到我們的金融體系中。我們需要從金融城腐敗的爪牙中奪回我們的政府。如果我們忽視此問題，我們將被再次打劫。下次將會是一個更大的匕首，戳出更深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