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足夠成功了，也不需要再繼續工作；退休了之后，我只想幫助年輕創業者，傳承硅谷的創業文化”，史蒂夫·布蘭克(Steve Blank)(微博)對新浪科技笑了起來。這里是布蘭克在加州Pescadero的巨大農場，附近是美國海景最美的一號公路，碧海藍天陽光燦爛。毫無疑問，這位老人是個非常成功的創業者。
 
　　1978年來到硅谷后，布蘭克在21年間創辦了8家創業公司，積累了巨大的個人財富。但他的成就并不僅限于財富，退休之后的他在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知名學府講授創業課程，影響了硅谷的數代創業者。
 
　　他的《硅谷秘史》(The Secret History)被公認是研究硅谷歷史的最佳著作，他的創業著作被全球創業界和投資界視為必讀著作。《圣何塞水星報》將他評為硅谷最有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哈佛商業評論》稱他是當代“創新大師”(Master of Innovation)。
 
　　作為創業課程大師，布蘭克很善談，談到硅谷歷史與文化是滔滔不絕。在他看來，硅谷成功有三大因素：斯坦福大學、冷戰、寬容失敗與崇尚回報的獨有文化；創業如同作戰，需要迅速反應和果斷決策；移動互聯網改變了創業環境，蘋果沒了喬布斯會出現滑坡，而中國復制硅谷模式并不可恥。在新浪科技的面前，布蘭克打開了自己的話匣子：
 
　　斯坦福、冷戰與失敗文化
 
　　故事從哪兒開始呢？我曾是軍人，在美國空軍服役，越南戰爭的時候我修過飛機。越戰結束后，我在1978年來到硅谷，開始了自己21年的創業生涯。硅谷對來說，意味著一切；我的成功和榮耀都來自于這里。我愛硅谷，也希望努力回饋這片土地。
 
　　硅谷真的不大，從舊金山往南到圣何塞的一個狹長地帶，地圖上你找不到硅谷這個地名，在美國地圖上也不起眼，但這里卻是全球的創新圣地。我把這種區域經濟稱為集合體(cluster)，正如好萊塢是電影的天堂，紐約是金融的中心。
 
　　硅谷的成功不是偶然，這是一系列因素和事件共同促成的結果，是在政府的規劃和推動下，諸多專業科研人才和創業人才共同努力的成就。紐約、西雅圖、芝加哥都有創業和科研團隊，但這里的人文環境、創業氛圍、冒險精神是獨一無二的。
 
　　硅谷的榮耀首先要歸于斯坦福大學，歸于前副校長弗雷德·特曼(Frederick Terman)。當特曼來到這里的時候，斯坦福還不被認為是一家頂尖的學府。是他在1951年創辦了斯坦福工業園區，改變了斯坦福大學以及整個硅谷。我對特曼教授的敬意無以復加。
 
　　大多數大學都不認同教授經商，認為商業活動有悖于學術精神。但特曼不這么想，他認為賺錢是好事，他鼓勵教授和學生在硅谷創辦公司，不僅要在斯坦福進行學術研究，更要將學術成果直接轉化為商業產品，推動整個地區的發展。
 
　　特曼或許是第一位在商業公司擔任董事的大學教授；硅谷最早上市的三家科技公司，他都擔任了董事席位。在他的帶頭作用下，斯坦福的教授紛紛在外創業或兼職，學院還為學生創業提供了各種便利條件；雅虎就誕生于斯坦福的實驗室。
 
　　硅谷成功的第二個原因可能不為人知——冷戰。是的，在美國與蘇聯的冷戰階段，按照美國政府的規劃，斯坦福重點研究潛艇導彈的芯片技術和信息工程。斯坦福當時有一個400人的武器技術研究團隊，從美國軍方獲得了大量資金與資源，吸引了大量工程師來到硅谷。
 
　　特曼在二戰期間就曾負責領導美國軍方的秘密科研團隊。來到斯坦福后，特曼帶來了自己科研團隊的大部分人員，利用自己的關系從美國情報機構獲得了資源，從事微波和電子工程學的研究。這就是硅谷集聚大量科研人才的幕后因素。
 
　　伯克利大學也是非常知名的學府，但伯克利和斯坦福的文化卻截然不同。在冷戰期間，伯克利大學負責研究的是核武器，極度保密的文化讓伯克利的科研人員很少能夠外出創業，將學術成果用于商業運轉。 我也愛伯克利，但那里不屬于硅谷的一部分。
 
　　硅谷獨有的文化也是這里成功的第三個原因。在美國，加州遠離傳統的東海岸文化圈；很多人從美國各地來到硅谷創業，遠離自己的父母家人。在這里，他們沒有傳統家庭因素的干擾，不用擔心因為創業失敗而蒙羞，因而更加具有冒險精神。
 
　　我愛硅谷，這里比任何地方都寬容失敗，我們把創業失敗者稱之為“有經驗的人”(Experienced)，投資者甚至也會更青睞他們。怕什么呢？投資者90%的項目都是以失敗而告終，他們也是不斷的失敗才獲得巨大回報。只要你懂得吸取經驗，硅谷就歡迎你再次失敗和成功。
 
　　硅谷還有更重要的回饋文化(Pay it Foward)。如果你創業成功，那你更有責任去幫助那些剛剛起步的創業者，來回報這個生態圈。當我年輕創業的時候，我向很多人尋求過建議和幫助，得到了成功者的無私提攜，他們沒有問我要過金錢或是股票，完全是免費的。
 
　　很多創業者成功之后轉型成為投資者，這同樣是在幫助下一代創業者，讓硅谷的生態系統可以繼續順暢運行。但我喜歡和人交流，分享自己的成功創業心得和智慧；對我來說，講授創業課程更有成就感。
 
　　創業過程如同作戰
 
　　我曾經是名軍人，我為效勞國家而自豪，而且我的創業生涯也從服役經歷中受益匪淺。當你經歷過戰爭，在混亂危險環境下生存過，你就知道反應迅速、果斷決策的重要性。這也是一名成功創業者的必備素質，因為創業和戰爭一樣是在信息不充分和巨大壓力下生存的過程。
 
　　創業者必須具有責任感，具有強大的抗壓能力，領導整個團隊前行。當我退伍之后來到硅谷，在第一家創業公司工作的時候，員工和客戶都曾經因為各種原因對我咆哮；我對自己說“你必須應對這一切，這和作戰真的沒什么兩樣，干得不好你就會死去”。戰爭經歷對我創業的影響和幫助，遠遠甚于其他任何文化因素。
 
　　后來我講授創業課程，也是訓練創業者的個人性格。你能否對變化做出迅速反應和決策，能否承受壓力和失敗，是一蹶不振還是無畏前行，能否始終具有激情和關注力，能否將創意轉化為實際行動？這些都是創業成功的必備因素。當然，你還得有運氣！
 
　　所有的創意都是假說，不管是什么想法，都是對市場需求的一種假設。我在斯坦福授課的時候，要求學生在6個月內打造出實際產品，推給顧客獲得反饋，經過不斷的測試和改進，最終拿出市場認可的產品。這種模擬過程對創業者幫助巨大。
 
　　具體的創業因素千差萬別，我能分享的只是怎樣去應對創業過程的各種因素。創業者可以虛心接受建議，但不要成為別人想法的奴隸，因為最終創業的人是你自己，是你在最終決策，別人可以給你啟迪，但你必須有獨立的想法。
 
　　30年前我創業的時候，信息還是非常匱乏，如果你足夠幸運，你有機會和成功者喝杯咖啡，得到他們的指點和建議。而現在我們有太多的信息，互聯網帶來了海量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這是好事也是壞事。好的一方面是我們現在有更加系統的創業氛圍，可以幫助年輕人減少風險。
 
　　中國復制硅谷不可恥
 
　　現在是移動互聯網的時代，這也徹底改變了硅谷創業的環境。不需要大量資金也可以改變整個世界，智能手機讓用戶基數擴大到上億級別，創業者可以24小時觸及全球數億用戶，這是之前所無法想象的。現在的應用開發商，只需幾個人和幾個星期就可以改變命運，《Draw Something》就是最好的例子。
 
　　泡沫確實是存在的，這是好事，只要你不是最后接盤的。科技行業的泡沫有積極的一面，更多資金流入創業公司，可以帶來更多新技術和產品。而且現在的泡沫和十多年前完全不同，當時數十家公司尚未盈利就瘋狂估值上市，那就是欺詐投資者。
 
　　而現在的泡沫只是因為創業公司的營收尚未達到相應級別，按照用戶基數來看，他們的估值仍然是合理的。而且現在的資金來自風投，Facebook和Twitter的估值很值得，這種泡沫不是什么壞事。
 
　　不用多少年，世界上每個人都會有智能手機，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會直接跳過PC時代，步入智能手機和平板時代。微軟在PC時代地位毋庸置疑，但他們錯過了智能手機和平板的機遇。PC時代已經過去，雖然微軟也在努力追趕，但他們在新時代的地位不可能和之前同日而語了。
 
　　蘋果是全球最為強大的科技公司。沒有了喬布斯，他們還能保持2-3年的領先勢頭，但之后可能會出現滑坡，就和當年蓋茨在微軟隱退一樣。當創始人離開科技公司的時候，科技公司能否保持創新勢頭是個很大的疑問。
 
　　蘋果、甲骨文、亞馬遜和微軟，都是在創始人手中通過不斷革命性創新達到行業的巔峰。當創始人離開之后，公司依舊可以保持很強的執行力，堅持之前的成功戰略，但創新的動力也會出現枯竭。雖然不是每家公司都這樣，但這的確是普遍現象，創始人離去對科技公司來說不是什么好跡象。
 
　　我沒去過中國，今年打算去北京和上海看看。我很看好中國市場，未來幾年蘋果與谷歌的移動平臺爭奪，中國等新興市場會成為關鍵陣地。中國也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創業中心，這里會成為美國之外最重要的科技中心。當然，中國科技行業的成功還取決于科研實力、創業文化以及政府監管等因素。
 
　　我知道中國很多創業者直接抄襲硅谷的成功模式，但我不覺得這有什么可恥的。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科技行業剛剛起步的時候，復制外來的成功模式是很自然的現象。第一代創業者進行復制，第二代創業者才是創新的一代。日本很多年前也是一樣，現在的俄羅斯同樣如此。
 
　　中國的競爭環境或許比美國更為激烈。這就像是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無序化市場競爭是第一步，當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競爭規則才會逐漸成形，需要政府來制定規則。中國的市場經濟步伐已經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出色，或許不用多久，硅谷也需要學習中國的模式。
 
　　尾聲：一個小時的采訪很快過去，滿頭白發的布蘭克毫無疲憊的神情。最后，他以平靜的語氣結束了專訪：“我個人的成功不值一提，如果我的經驗和智慧可以給年輕人帶來幫助，那會是我最為驕傲的成就。30年前我們是先行者，30年后扎克伯格他們是傳承者，再后來還會有新的一代。創新的步伐不會停止，創業的旗幟繼續傳承，而榮耀屬于整個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