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美關系而言，剛剛過去的2010年并不是輕松的一年。對臺軍售、谷歌風波、朝核危機、人民幣匯率問題等一系列或明或暗的較勁與爭吵，讓中美關系歷經顛簸。因此，胡錦濤主席在2011年初的美國之行，被普遍認為是新一年里中美關系的“開門紅”。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即將遠去，作為世界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中美如何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就經濟政策的協調進行磋商，共同擘畫未來世界經濟格局和秩序的藍圖，將是胡錦濤此次“開春之旅”的重頭戲。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錦濤的訪美團隊中，除了以往中國元首外訪的例行成員之外，還包括了主管對外經濟事務的副總理王岐山，中國元首外訪團中包含兩名副總理級的高官（另一位是國務委員戴秉國），這在改革開放以來，絕非常見。作為牽頭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商貿聯委會等多個中美對話機制的中方成員，王岐山在過去數年里，多次往返中美之間，是中國對美經濟外交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戰略謀劃者和政策制定者。王岐山的隨行也昭示著，這次訪問中美將直面兩國在經貿領域當下和未來所存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自從中國加入WTO以來的10年里，中美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金融和貨幣問題取代常規的貿易摩擦，成為兩國經濟紛爭的焦點，其中尤以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兩國經濟糾紛的核心癥結，自2003年9月時任美國商務部長埃文斯在訪華時首次向中方提出升值人民幣的要求以來，在長達7年多的時間里，中美貨幣爭端時起時伏。與貿易摩擦的功能性和局部性截然相反，金融和貨幣問題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直接影響兩國宏觀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乃至整個全球經濟秩序的塑造。

　　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G2”概念的提出者伯格斯滕強硬表示，人民幣在全球范圍內被低估了大概有15%～20%，而人民幣對美元被低估了大概25%～30%，因此，人民幣對美元要有大幅的升值。這是一種在美國頗有市場的看法。盡管在目前通脹壓力高企的背景之下，人民幣的適度升值符合中國整體國家利益，而且中國方面也確實正在這樣做，但是綜合多種因素考慮，伯格斯滕提出的仍然是一個中國在短期里不可能實現的要求。而中美之間在人民幣匯率上的爭吵與分歧，將繼續進入下一個10年。

　　除了人民幣匯率之爭外，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又將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推到國際經濟舞臺的風口浪尖。如果說人民幣匯率問題是“美攻中守”，那么美元的國際地位問題，則正好是“中攻美守”。在過去的兩年里，中國高層領導人先后在各種國際舞臺上表達了對美元地位的憂慮和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強烈愿望，盡管這種表達目前還十分富有節制；不僅如此，中國展開了一系列豐富多彩的金融和貨幣外交，比如與六個國家簽署貨幣互換協議，與“金磚四國”和法國達成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共識，提高中國在IMF中的份額權等等，展示了中國更大的貨幣抱負。中美在貨幣領域的競爭也將會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里逐漸浮出水面。

　　在起程前，胡錦濤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聯合書面采訪時，盡管仍然承認中國的人民幣在實現國際化之前將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但他并不掩飾人民幣國際化的決心。盡管最初，美國會對人民幣國際化冷眼旁觀，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樂見其他貨幣承擔國際貨幣的責任和義務，以使美元政策獲得更大的靈活性，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形成一定規模，美國出于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需要，勢必通過各種手段抑制人民幣國際地位的上升。對美國而言，除了軍事優勢地位之外，第二重要的就是美元的優勢地位。

　　雖然并沒有公開批評以美元為中心的不公平國際貨幣體系，但胡錦濤卻強調“美國貨幣政策會對全球流動性和資本流動產生重要影響，應該保持美元流動性的合理穩定”，這是中國政府公開要求美國在貨幣政策上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是對美國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委婉而含蓄的批評。在下一個10年里，伴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持續追趕美國，中美之間的貨幣競爭也會超越簡單的匯率之爭，而進入到一個爭取更大貨幣影響力的新階段，因為只有貨幣影響力才是綜合國力最重要的指標。

　　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中美在21世紀里的一次重要對話，胡錦濤的美國之行，既是對過去10年中美相互依賴關系的系統總結，但更像是中美在經濟領域新一輪合作與競爭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