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著高度發達的史學的中國，卻并不具備修昔底德的方法”，這是馬克斯·韋伯的結論，對向來以史學成就自傲的中國人而言無疑是令人絕望的打擊。這相當于說，一個人很勤奮，但是可惜沒掌握方法，導致成績平平。近代中國，估計很難再找到像史學這樣的領域更能令國人驕傲的東西了，而商業、軍事、科學、政治、文化的全線衰弱更是令我們早已經抬不起頭來。早在1937年，錢穆還說，“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驕傲者，正在其歷史”。我不知道錢穆先生如果知道就連這“惟一的驕傲”也受人嘲諷心理會是什么滋味。

    盡管韋伯被譽為是“歐洲文明之子”，但他對于中國最多算是“偉大的外行”。黃仁宇嘲笑說，“韋伯的理論有倒果為因的嫌疑”。韋伯不僅否定了現代世界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親和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道德優越性，這恐怕會讓很多研究韋伯的中國學人尷尬。但是拋開這些抽象的理論爭論，我相信任何一個保持客觀和公正的學人都難以忽視韋伯的社會學分析。其實韋伯在任何一種宗教文化觀念的討論之前，他首先關注的是此一宗教文化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社會學基礎”。如果我們執著于把韋伯抽象為幾個簡單的理論觀念，無疑會忽視韋伯精細的經濟和社會史分析，其實精細的歷史分析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韋伯。
   
正是因為韋伯精細的歷史分析，才讓他對古典經濟學假設中的資本主義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在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中，貿易隨著勞動分工而自然形成，人們通過交換以獲得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即所謂互通有無。不過在韋伯看來，這一假設過于抽象，忽視了具體的歷史情景，因為“不均等優勢并不必然引發貿易，因為貿易只有在擁有健全配套制度的時候才能得以進行”。這里所謂的健全的配套制度就包括，貨幣、會計、法律和銀行等等一系列結算的信用安排和金融體系。實際上，也正是這一點形成了韋伯對于資本主義的基本判斷，而這一看起來再簡單不過的結論卻需要人們重新考慮資本主義走過的歷史。

    這一判斷深刻地影響了科大衛對于中國的看法，他的《近代中國商業的發展》就是一本深受韋伯此一結論影響的書籍。他不僅借鑒了韋伯關于資本主義的基本判斷，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韋伯式的細微的歷史觀察方法。他的論述顯得微觀而細致，從不局限于類似于“文化決定論”這樣抽象的泛泛之論，而主要以企業和個人的貿易行為為研究單位。書中搜集了大量關于舊中國的私人合同、訴訟案例、家族和企業的商業實踐等等詳細的實證資料。在書中，科大衛想要特別提醒讀者注意的也是一個韋伯式的結論，那就是在19世紀中國和西方的那一次“大分流”中，中國金融系統的缺乏和薄弱是關鍵。

    在16世紀到18世紀，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曾經一度為中國帶來了一場商業革命，而“隨著中國產品的輸出，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由此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那個時代普遍流行著一種觀念，覺得白銀越多越好，所以中國此一時期也是令人稱羨的理性社會的典范。但很奇怪的一點是，白銀的大量流入卻并沒有帶來一場與西方相似的工業革命。此時的中國不僅沒有發明和使用蒸汽機，甚至一直到19世紀都還不曾仿制一臺，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并沒有展開。

    在科大衛看來，對于大規模的工業生產而言，大量的資金只是一個基本的條件，更關鍵的是需要有一種商業機制能夠促使資金順利集中和流通。這種機制主要體現在以銀行、紙幣、股票和債券等金融工具組成的現代金融系統中。在16世紀，中國實際上也曾經出現過具有現代特征的信用工具，只是它遠未能發展成一個完整的現代金融系統從而為大規模的現代工業生產助力。科大衛借用布羅代爾關于商業分層的說法，認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其實一直存在著所謂的“高層的金融世界”，這種“高層”當然區別于大量低端的販夫走卒的小本生意。比如，由徽州商人連鎖經營的典當行業，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山西商人的票號，以及廣州商行的“公行”都屬于所謂的“高層金融世界”。另外，中國也大量充斥著皇家或者地方官員放貸收息的情況。盡管中國的金融市場看起來豐富而多元，但在科大衛眼里，其實它們無一不滲透著“庇護的影子”，甚至可以說，“中國之所以與歐洲分野就在于政府對高層金融活動的遏制”。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以食鹽貿易著稱的徽州商人和他們的金融活動。

    明初時期，朝廷為了將糧食運往駐守在北方邊關的軍隊，只好把食鹽的生產和運輸的壟斷權抵押給一部分徽州商人。其操作的方式是這樣，想要做食鹽生意的商人先把糧食運送到北方駐軍處，然后憑借收條在南京換取所謂的“鹽引”，然后再憑借此一鹽引獲得一定量的食鹽便能在指定的地點兜售。這一復雜的操作流程隨后便迅速地形成了糧商與鹽商的分工，期間糧商獲得鹽引之后需轉賣給鹽商。這樣的一種分工無意中也使得鹽引有了一定的價格，并成為了一種隨著朝廷投放于市場的食鹽數量的變化而價格不確定的期貨工具，具有一定的投機性質。但是這種投機并不以信息的公開性為特征，因為鹽引不僅經常被朝中的權貴所掌控，而且受到官員食鹽走私的影響。最終，鹽引市場的混亂和無利可圖使得朝廷在1617年廢除了鹽引買賣，并把食鹽的專賣權授予了幾個大的鹽商家族。“自此，食鹽專賣權成為皇帝的蔭庇，僅此而已”。這種蔭庇使得本來作為“國債”性質的鹽引成為了國家與大商人之間“官督商辦”的綱法。

    科大衛認為，“明末鹽引的廢除被認為是中國商業史上一個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轉折”。因為它意味著中國放棄了金融的自由生成，轉而政府包辦。政府包辦不僅斷送了現代金融的形成，也直接導致了19世紀中國的鐵路、輪船等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融資非常困難，從而不得不尋求外資，造成了嚴重的帝國主義政治問題。雖然本土的私人資金借貸并非沒有而且還相對活躍，但是它主要依賴的是私人契約和家族紐帶，其規模太小根本無法滿足現代工業生產的需要。這種傳統甚至一直到晚清的盛宣懷把股份資本的概念引入輪船招商局才有所改變。而一直到20世紀的20、30年代，馬寅初才呼吁國家要削弱對于銀行和大企業的控制，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到上個世紀的80年代，政府才真正開始放寬金融管制。

    金融意味著對金錢的直接處理，也意味著奧利佛·斯通所謂的“金錢永不眠”，對于“害羞靦腆”的中國人而言，直面金錢和欲望的確有些“尷尬”。但是人性的欲望在中國的傳統里其實從來也沒有被徹底否定過，韋伯在論述儒家的“禮”這一觀念時，認為中國的儒家傳統也并不是像佛家那般否定一切人性中的欲望從而走向寂滅的，只是否定那些“不合理的欲望”。但或許也正是因為這種文化心理，使得中國的金錢只在熟人圈里流動，使得欲望只在黑夜里暗涌，從而也錯過了去正視和研究如何合理而系統地引導人性的欲望。科大衛做出結論說，中國是一個“禮治而非法治的社會，是重視集體而非個人責任的社會，是在經濟中認可官方保護而非合法權益的社會”。的確是這樣，但是韋伯說的那些“不合理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呢？現在看來無非就是“未被官方認可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