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經常項目還是資本項目主要決定著匯率形成與波動？這個問題，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時就已存在。只是現在，答案已變得很顯然：資本項目和資本交易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匯率主要由資本項目決定。

　　1971年之后，以固定匯率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走入了歷史，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無體系”時代。沒有了貴金屬的基準支撐和制約，匯率基本就浮動了。在教科書及當今國際政治經濟談判桌上，經常項目被視作決定匯率的主導因素。以經常項目收支的順差或逆差，也就是商品與服務貿易情況來評價匯率水平，進而提出政策調整要求。但只要粗略比較當今全球貿易額、經常項目發生額與差額、貨幣與資本交易額，就可明了這種認知早已偏離了實情。

　　先看各類外匯工具的日均交易額，1998年超過1.5萬億美元，2010年接近4萬億美元，而2009年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額日均僅858億美元。再看非金融機構的外匯交易占比，從1998年的17%降至2010年的13%；各類金融機構的交易占比，從1998年的83%上升到2010年的87%。這些由金融機構主導的貨幣資本交易，主要發生在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新加坡、韓國和我國香港地區。每天巨額交易中的65%是跨境交易。而且，這些交易主要是以衍生品方式進行，現貨交易僅占2010年全部外匯交易的37.4% 。

　　這種狀況，是國際貨幣體系由固定匯率制進入浮動制時代的必然結果。一旦匯率脫離了某種基準牽制，國際融資在由官方主導向私人金融機構主導轉變的“私人化”過程中，種種所謂金融創新及由此帶動的貨幣資本交易，就如脫韁的野馬，狂奔而去。

　　遠遠超過貿易額和經常項目收支差額的貨幣資本交易，無疑成了外匯市場上的主導者。而銀行等各類金融機構又是貨幣資本交易的主導者。所以，匯率的定價權并不在實體企業，也就不在商品與服務貿易領域，金融力量已然成了當今世界的匯率定價者。

　　現今的金融力量，基本把握在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幾個西方國家。由此，匯價的主導權也就在這些國家。如果說匯率有操縱，那也是金融機構在操縱，也是以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國家在操縱。

　　當然，這并沒有否定經常項目收支差額的影響。只不過，這一原本決定匯率的基礎性因素，已被日益快速膨脹的金融交易，僅僅當作題材不斷炒作，進而不斷被扭曲，以至在匯率波動的軌跡中看不到多少影子了。

　　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僅國內金融市場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而且在國際金融交易與貨幣體系中，更沒什么影響力，暴露在外的，基本是過去十多年快速增長的貿易順差，但他們還沒有多大力量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去對沖和平衡。因此，似乎貿易和經常項目就成了這些國家匯率低估的證據。

　　如果以匯率為借口，渲染全球經濟的所謂“失衡”狀態，那也首先是由金融市場過度膨脹所帶來的諸如索羅斯總結的“超級泡沫”所導致。而這種失衡，因金融市場交易及其主導權在發達國家，所以，責任也就在發達國家。再說，失衡與否，要看站在誰的角度講。世界經濟什么時候沒有“失衡”過？在發達國家認為不失衡的年代，可曾問過發展中國家的感覺？所謂“均衡”，只是新古典經濟學不切實際的假設，而全球經濟從來就是在非均衡中運行與增長的，如果完全均衡，意味著沒有了落差力量，就像水流沒有了落差而不流動一樣，全球經濟也就沒有了內在增長動力。

　　由此觀之，不符合現實的新古典經濟學假設，是多么荒謬。更加荒謬的是，自上世紀70年代起，占全球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的歷任決策者，都將新古典經濟學當作了幾乎唯一的決策理論和智慧來源，以至最后捏出了“華盛頓共識”，硬要推銷給新興市場經濟體。實踐證明，諸如俄羅斯等無條件接受這種推銷的國家，無不陷入了同當初預期相反的被動局面。

　　實際上，當全球貨幣制度完全進入紙幣本位時代后，貨幣無一不是“國家貨幣”，貴金屬形式的“超主權貨幣”已不存在了。即便是已運行十多年的歐元，也是以這一貨幣聯盟成員國放棄了一部分民族國家權力為代價的。在這種貨幣制度下，貨幣的發行流通及其價格，是由市場力量與國家力量共同決定的。以純粹市場供求決定價格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更顯得不合時宜。由此，作為貨幣價格的匯率，政府政策因素的影響在所難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現了這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現實。

　　總之，匯率有市場決定的一面，也有難以避免國家因素影響的一面，這意味著主要經濟體間的政策協調，在全球治理建設健全中是必要的。值得提醒的是，上述兩個方面的工作，不可替代，兩種力量也應有合理分工和搭配。

　　21世紀第二個十年已經開始，在認識和行動上，全球的精英們是否會表現得比第一個十年更好呢？這取決于各個層次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