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凱恩斯革命以來，貨幣政策被賦予了越來越大的使命，但這些額外的政策目標，不僅難以有效實現，而且可能削弱貨幣政策原有的功效。因此，貨幣政策救贖全球經濟的歷史難以重演，寬松貨幣政策V2.0的效果可能弱于預期，全球經濟降溫的持續性不容忽視。
 
　　雖然大部分人都明白“不會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的哲理；但世人們總是容易篤信某種永恒，比如愛情，比如降息。伴隨著下半年債務危機的急劇惡化，2008年的恐慌在悄然復制，而全球寬松貨幣V2.0時代的到來則讓市場不由自主地產生了成功復制全球寬松貨幣政策V1.0的聯想。在不久前的過去，全球寬松貨幣政策V1.0挽狂瀾于既倒，將市場從百年難遇的次貸危機中生生拽離。
 
　　毫無疑問，危機令人厭惡，股市蕭條則更讓人忍無可忍，對政策救贖充滿期盼實屬情有可原。然而，貨幣政策的成功能否復制，卻并不取決于人們的愿望。直白地說，沒有簡單復制的危機，更沒有必然能挽救經濟頹勢的寬松貨幣。
 
　　人們愿意相信永恒，歷史卻從不簡單重復。愛情不是永恒的，因為每個人都在改變；政策救贖不是永恒的，因為政策本身在改變。如果說，三四年前，次貸危機后的寬松政策V1.0是原旨的，那么，2012年歐債危機后的寬松政策V2.0則是異化的。這種異化，是貨幣政策目標在危機接危機背景下的突破傳統和內涵擴大。
 
　　在美國，貨幣政策異化表現為政策目標的“被動擴大”。如果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今年市場人士和新聞媒體幾乎在反復詢問和討論一個問題：QE3會不會推出？美國每個高頻經濟數據發布后，歐洲每有風吹草動之后，甚至中國每次股市刷新低點紀錄后，市場總是會機械地加重對美國貨幣政策發力的憧憬。從美國的角度看，美聯儲的政策視線可能從沒有過實質意義上的外移，美國的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始終是伯南克政策菜單上僅有目標；但從全球的角度看，對美聯儲的關注視線卻大大超出了美國本土的范圍。某種意義上說，由于美聯儲在拯救次貸危機中的領頭羊表現，美國貨幣政策被市場被動賦予了“維持全球經濟信心”的額外目標。但這種被動擴大的政策目標，卻難以有效實現：一方面，美聯儲是美國的央行，伴隨著金融危機震心從美國向歐洲的轉移，美聯儲在貨幣政策上發力領跑的主動性明顯降低；另一方面，QE3是美國的QE3，鑒于美國第二季度1.5%的經濟增長率超出市場預期，且美聯儲在今年整體表現出相對強勢，成本高昂的QE3對于美國而言并非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目標的被動擴大，本質上反映出二次危機背景下全球救助政策的透支和無力，以及美國經濟金融地位的悄然上升和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潛在逆流，而所有這些，都構成了未來全球經濟復蘇的新風險。
 
　　在歐洲，貨幣政策異化表現為政策目標的“主動擴大”。作為全球最富獨立性盛名的央行，歐洲央行一向被寄予通脹殺手的厚望。但在歐債危機幾番反復、不斷升級、漸趨失控的背景下，歐洲央行不僅將基準利率降至歷史低位，表現出對經濟增長目標的高度偏愛，還進一步將政策目標主動擴大至“維持貨幣一體化的穩定”，德拉吉毫不諱言“將竭盡全力、誓保歐元”。雖然從可用貨幣政策工具看，歐洲央行比美聯儲更有牌可出，但貨幣政策能否發揮穩定統一貨幣區內在秩序的效應，還存在很大疑問：一方面，此舉頗有頭痛醫腳的意味，歐元區的穩定更需要財政一體化的推進和財政鞏固的實質進展；另一方面，此舉也有黔驢技窮的意味，德拉吉的言論就像是亮劍，具體如何出劍還未見端倪。更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央行政策目標的主動擴大，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歐洲局勢在超常規演化，這暗示著危機的持續性和經濟頹勢的長期性可能會超出市場預期。
 
　　對于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貨幣政策異化表現為政策目標的“潛在擴大”。從去年下半年起，全球新興市場經濟增長驟然失速。起初，市場更愿意相信這是危機沖擊下的短期陣痛，但隨著經濟形勢在宏、微觀層次上的同步惡化，越來越多人懷疑，這也許是高速起飛階段終結的長期表征。如此背景之下，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姍姍來遲的寬松貨幣政策被潛在賦予了“調整經濟結構、促進長期發展”的政策目標。但這種潛在擴大的政策目標能否實現，還存在一定變數：其一，從危機升級階段投資貢獻度的提高來看，減速并非與調結構并行而至；其二，貨幣政策在調結構上的有效性值得推敲，例如不對稱降息和利率市場化的推進，理論上能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促進利益再分配從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的轉移，但從微觀反應看，貨幣政策的變化大幅增強了大型企業集團，特別是擁有財務公司這類內部“準金融機構”的企業航母的議價能力，而在利潤增幅下降、市場競爭激烈的背景下，金融機構的微觀組織反而可能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服務大客戶上，相對減弱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和服務，這與調結構的初衷背道而馳。
 
　　值得深思的是，部分新興市場體政策目標的潛在擴大，間接反映出高增長極限階段的到來正給新興市場經濟體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新興經濟體的政策層還尚未找到應對這些挑戰的效果互補、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政策搭配。
 
　　從局部上升到整體，對于全球而言，貨幣政策異化則表現為對傳統理論的實踐突破。自凱恩斯革命以來，貨幣政策被賦予了越來越大的使命，而這種趨勢在2007年、2012年的兩次危機中發展到了極致，不同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均被賦予了更多的政策目標。但實質分析，這些額外的政策目標，不僅難以通過貨幣政策有效實現，而且可能削弱貨幣政策原有的政策功效。總之，沒有永恒的政策救贖。貨幣政策救贖全球經濟的歷史難以重演，寬松貨幣政策V2.0的效果可能將弱于預期，全球經濟降溫也許并不會如2009年那般劇烈，但持續性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