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多了要加面。貨幣之洪正肆意亂竄，要么關小水龍頭，要么開放更多的資源進入市場來消化這些多發的貨幣。
“最糟糕的組合呢？就是既聽任貨幣被動超發，又在市場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寫道。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宣布2011年貨幣政策將由“適度寬松”轉向“穩健”，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穩健”其實就是“靈活”——根據經濟形勢相機決定松緊。
過去十年里，中國不僅是世界上發錢最快的國家，而且是錢最多的國家。
在2010年，這一趨勢仍在繼續。這一年，新增貨幣10.38萬億元，增幅高達19.46％。同期，美國M2年增長3.3%。日本則控制在2.5%左右。
錢堆出的增長
不知不覺間，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錢最多的國家。
截至2010年11月末，中國的廣義貨幣M2余額為71.03萬億元，狹義貨幣年M1余額為25.94萬億元。同在11月末，按目前的匯率計算，美國的M2和M1分別是53.69萬億元人民幣和12.11萬億元人民幣，都比中國少。
日本的M2也同樣小于中國，而M1則由于所包含的內容更多而比中國高一點。
按照貨幣學的基本原理，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每增長出1元價值，作為貨幣發行機構的中央銀行也應該供給貨幣1元，超出的供應則視為超發。這還不算貨幣周轉速度加快帶來的影響。
根據官方數據，截至2010年前三季度，我國GDP總量為26.87萬億元，M2為69.64萬億元，是GDP的2.6倍。
十年間，中國平均GDP增長為10.9％，通貨膨脹為3.2％，中國大致需要每年14.1％的貨幣擴展來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然而M2卻以每年18.8％的速度擴張，制造著大約4.5個百分點的多余貨幣發行。過去10年里，中國的M2（廣義貨幣量）／GDP比率始終是全球最高。
把時間跨度再拉長二十年，我國目前的GDP規模是1978年的92倍，而M2，則是當年的810倍。
難怪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直言道：過去30年，我們是以超量的貨幣供給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被迫發錢
中國為什么要發出這么多錢？
這與目前的匯率機制有關。中國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是，外匯儲備每增加1美元，央行就必須得相應地放出等值的人民幣，以吸納這些源源不斷的外匯。
加入WTO后，中國向世界的大門徐徐打開，中國外匯儲備的年增長率突然跳到了28％，并一發不可收拾。
從2003年開始，我國的外匯儲備就以每年一千多億以上的規模增加，緊接著就以每年兩千多億、四千多億的規模恣意攀升。2008年，遭遇全球經濟危機，中國的外匯儲備繼續新增4500億美元。
截至2010年9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已是1998年的18.3倍。2010年同期日本的外匯儲備還不到中國的一半。
當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不斷地打破由自己創造出的世界紀錄時，新鈔就不得不源源不斷地出柜。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量超常態增長，是世界經濟史上從未有過的景象。
錢都去哪兒了？
“票子”已經印出來了，就不會憑空消失。那些無法被GDP增長和物價增長稀釋的“超額貨幣”，終將四處蔓延。
周其仁借用哈耶克的理論，說貨幣似蜜。新增的貨幣投放到經濟與市場后，像具有粘度的液體如蜂蜜一般，過量的貨幣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種類的資產或商品之間“漫游”。這些“蜜”一旦粘在哪里，哪里的價格就開始如同坐上火箭般飆升。
土地和房子是當之無愧的撈錢地，大量的貨幣灑向購物中心、公寓住房、寫字樓和酒店式公寓。2003年到現在，北京及其周邊的土地價格攀升了9倍。上海的人均收入不足東京的四分之一，而房價已經直逼東京。
畸高的房價催生了越來越嚴的調控，2010年的調控不斷刷新“史上最嚴”的紀錄——“限購”、“限貸”、“限外”、“限年齡”。
當貨幣逃離房地產市場，大蒜、蘋果、綠豆、紅酒、大紅袍……所有可供投資的資產，價格都紛紛飆升。
7月份以來，全國36個城市近70％的食用農產品都在漲價。
暴漲帶來的結果是政策來回奔走地救火——樓市調控、蔬菜限價……
周其仁說，這種治理方式看似針對性強，最后卻帶來兩個結果：一是延誤了釜底抽薪——控制貨幣供應量——這唯一治本之策的實施時間；二是東漲西也漲的物價態勢，激發和強化了公眾的通脹預期。
通脹的預期一上去，下來可不容易。CPI10月破四，11月破五，人們開始慌張地將存款從銀行搬出來，搬到一切可以投資的東西上去。
最憂傷的是窮人，他們沒分到多少新增的貨幣蛋糕，反而在衣食住行的全面漲價中被貨幣超發的泡沫所裹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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