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令人震驚”來形容最近一周發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法國政壇的風云突變，一點都不會過分。上周六前，處于國際聲望和政治生涯巔峰的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做夢也不會預測到今天自己會被囚禁在紐約一處監獄狹小的單人房間里。Bail，這個卡恩想來最為熟悉、這兩年一再出現在Bail-out(金融危機中的救助)專業術語中的單詞，如今讓他更為深刻地體會到了其另一層含義——保釋。周一，紐約法官拒絕了其律師提出的保釋申請。

　　懸而未決的案件，旋即激起了全球范圍內的權力爭奪和暗中斡旋。美國、歐洲和亞洲這三大陣營，各懷打算。歐洲(握有36%投票權)希望延續慣例，理由為眼下是歐洲債務危機的尖峰時刻；亞洲(21%投票權)當然躍躍欲試；而美國(擁有17%投票權和否決權)財長蓋特納周三表示，IMF需要一個新領導者，并為周一起代行總裁之職的原第一副總裁約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做了小小的廣告和市場推廣。

　　按照稍早的聲明，利普斯基將于今年8月卸任，為過渡平穩計，其將轉為顧問遲至11月才離開IMF。在考慮推薦新的第一總裁人選利普頓(David Lipton，白宮顧問)的同時，美國顯然希望在新總裁到任前的權力真空期內，讓利普斯基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就在上周，《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了利普斯基。自去年以來，我們和他有多次接觸。和斯特勞斯-卡恩語速快、風格強勢、思維活躍、政客技巧嫻熟頗有不同，利普斯基溫文爾雅，說話顯得深思熟慮，更多體現的是知識分子的風格。盡管他是一個過渡人物，但在未來關鍵的幾個月中，利普斯基對于歐洲(尤其是希臘)的看法、對于中國和亞洲的態度、對于全球治理的眼光，依舊值得高度關注。

　　歐債危機和IMF

　　第一財經日報：歐洲債務危機目前是市場關注的焦點，有一點非常明顯，IMF和歐盟對希臘的聯合救助計劃并不成功，最晚在2012年第一季度不得不重返市場融資前，必須做些什么，否則希臘將難以為繼。有一種觀點認為，希臘的債務重組不可避免，無論是延長期限(Reprofiling)的軟性重組，還是更加厲害的債務削減，對此你怎么看？

　　利普斯基：IMF和歐洲的決策者們已經達成一致，支持希臘延續到2012年底的經濟調整計劃，我們并不認為債務重組能夠解決問題。當這一援助計劃被通過時，我們已經考慮了所有可能的選擇，當時希臘處于非常困難的經濟環境中，這是解決方案的起點。當然問題在于解決困境的最好辦法是什么？我們考慮了所有可能的選擇，當時我們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中不包括債務重組這個選項。有很多理由支持這一選擇，其中之一就是，希臘政府仍舊面臨巨大的財政赤字，即使政府不再償還任何債務，他們仍將面臨巨大的調整。總而言之，有很多理由支持我們選擇了當時的方案。在如此艱難的情境下，要預測每個季度情況會如何演變非常困難，我們需要非常務實和靈活。我們現在正在和希臘政府商議，計劃的調整將不可避免，但到目前還不會考慮重新展開債務重組的可能性，對于希臘來說這絕不是最好的選擇。

　　日報：我們再來看看西班牙，有人認為西班牙是個定時炸彈，情況正在不斷惡化。你如何評估該國的情況？

　　利普斯基：讓我們回到半年前。半年前傳統的意見認為葡萄牙需要IMF和歐洲合作提供援助計劃，西班牙必然會陷入麻煩。半年后，葡萄牙得到了歐洲和IMF的援助計劃，西班牙一切情況還算正常。

　　日報：也許并不可信的數據掩蓋了真正存在的問題。

　　利普斯基：這說起來很容易，但事實上西班牙政府進行了徹底的銀行系統壓力測試和其他一系列的測試，他們的大銀行情況不錯，關注的焦點集中于儲蓄和貸款機構，問題并非可以忽略不計，但仍然可控。西班牙政府已經采取措施來應對這些問題。他們也實施了勞動力市場的改革措施，進行了預算調整，降低公共部門工資等，已經采取了嚴厲的措施。

　　日報：我們來看看IMF的下一步。下一任總裁是否會出現在新興市場國家？

　　利普斯基：這個我沒做預期，還是等著看。當然我們注意到目前IMF的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任命了新主席——新加坡的財政部長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他來自亞洲，我們也可以稱之為來自新興市場國家，他已經扮演了國際金融機構領導者的角色。

　　日報：IMF正在改變，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改變了對于資本管制的態度。在今年的春季年會上，IMF也提出了多邊監督(以往是雙邊監督)。你認為IMF在未來五年會有什么變化？

　　利普斯基：未來IMF還會像現在這樣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國際機構，成員國輪流執掌，反映經濟權重。基金在成員國的制度設計上當然還會不斷完善，我們希望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使國家的人均收入逐漸趨同，發展中國家加速發展，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縮小。隨著時間的推移，IMF投票席位的機制將更加民主。

　　我認為這些觀念還沒有被廣泛認知，這是IMF非常獨特的一方面，就機構本身設置而言，就要求其在尋求全球經濟平衡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民主。我們已經在2008年和2009年的經濟危機中看到全球經濟內在的緊密聯系，無論是貿易還是金融，我們認為這一趨勢將會繼續。此刻，在后危機時代，我們將更有效率地共同努力讓經濟可持續增長，增加穩定性，提升全球金融體系的效率。這對于IMF來說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時期，不僅僅是未來的5年，在更長的時間內，全球的內在緊密聯系會促使我們進一步發展合作。

　　SWF和全球不平衡

　　日報：我們來談談全球的主權財富基金(SWF)。現在主權財富基金規模仍在不斷擴張，這從另一個角度顯示了目前全球經濟的巨大不平衡，而且這種不平衡還在持續擴大。大家似乎無視全球金融安全網的進展，卻需要更多的儲備來保護本國。你認為上述趨勢是否將會改變，針對降低外匯儲備，IMF是否有直接或間接的政策目標？

　　利普斯基：首先是全球不平衡的問題。已經有很多努力試圖降低全球不平衡程度，這是G20架構下為建立強健可持續平衡增長的主要目標，并通過多邊相互評估(MAP：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的方式和過程來實施。G20的部長們近期在華盛頓召開會議，已經就共同評估程序的綜合方案達成一致，這一指導方案將評估程序推入下一階段，將更細致地評估一組關鍵國家的政策可持續性。評估將在11月份的G20峰會上由各國的領導人來最終敲定。

　　日報：有7個國家被選中了，IMF被G20授權將這一指導方案具體化。IMF具體會做些什么？

　　利普斯基：這個具體化過程實質上還是由G20來決定，盡管IMF被委派來對這些政策實施獨立的評估，但仍舊是G20通過這個架構小組來測試重要國家政策的一致性和恰當性。這基于一個基本觀念：通過協調合作的途徑來設定預算和貨幣等宏觀經濟政策，能夠產生對每一方都有利且可持續的結果。各方在政策合作中所作出的努力前所未有，政策合作的目標就是降低不平衡。

　　而主權財富基金不僅僅和不平衡相關，這和儲備有所不同。關于多少儲備才是合適的，有很多的研究。IMF研究人員近期研究出一種衡量儲備充足性的方法，IMF成員對此進行了探討。這只是初步的探討，沒有得出任何結論，不過從中也不難看出亞洲國家的儲備從技術上衡量是充足的，相對于傳統的儲備目的而言，部分國家的儲備確實是過多了。一般較典型的儲備用于短期結算，是在危機狀況下的緩沖。對于儲備遠大于這一所需的國家，不管儲備積累來自什么原因，在大部分情況下，包括中國在內，將外匯儲備交于主權財富基金，如中國的CIC，基于社會保障和對沖出口價格波動等目的進行長期投資，這與儲備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如果管理得當有效，這些投資將有利于增加金融市場的穩定。

　　日報：中國在“主權基金最佳實踐框架”中的角色，是否與其在全球市場中不斷上升的經濟地位相適應？

　　利普斯基：讓我們回看2008年，當時有很多質疑，認為這些主權基金來自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利益，即使有一個協調組織，也永遠不可能達成一致。但事實上他們不僅匯聚到一起，而且達成了一個一致原則——圣地亞哥原則。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建立主權基金，中國也是其中之一。“圣地亞哥原則”提供了一套營運和管理的指導方針和有用的建議。這些主權基金還建立了國際主權基金論壇。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從一開始就非常支持這一論壇，CIC是這其中非常有建設性的參與者。